群体的亲密关系
2014.11.04


撰文:Michael Bond

翻译:彭颖


人群并非是真的狂热——他们只不过是由共同利益和目标驱动从而高度合作的个体。

——迈克尔·邦德


没有什么比一场暴乱更能激起我们所有人的心理学兴趣。想想2011年8月发生的事情吧,警方打死了伦敦郊区托特纳姆的一名29岁男子马克·杜根。之后成千上万人涌上伦敦和其他英国城镇街头,爆发了英国当代最严重的内乱。历经六天的暴力和破坏行动后,警方终于恢复了秩序,从首相戴维·卡梅伦到各个政治派别的报纸专栏作家,大家无不谴责这一盲目疯狂的举动,尽管杀害事件十分骇人,谁也不敢相信一次单个的案件竟可以燃起眼前的暴乱大火。对此最盛行的理论是,骚乱者放弃了他们的自我意识与理性,向群体的心态投降了。


自从法国大革命和攻占巴士底狱以来,这一直是有关群体行为的首要观点。19世纪的法国犯罪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将即使是最文明的人群也比作“一条可怕的蠕虫,它的敏感情绪会分散开,并受其大脑的支配进行无序运动”。与塔尔德同时代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试图将群体行为解释为大脑的麻痹;被群体催眠后,个人会成为无意识冲动的奴隶。“他不再是他本人,而是成为了一个不再由自己意志指挥的自动机,”1895年他这样写道,“孤立来看,他可能是位有教养的人;在人群中,他就是一个野蛮人......一粒沙混入其他的沙粒之中,任凭风随意搅动。”


这仍然是对于暴民行为的普遍看法,但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人们在群体中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定义自己的角色,而非放弃理性和自我意识;他们的社会身份决定了各自的行为方式。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瑞彻(Stephen Reicher)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凡是有数据可查的每起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都符合这种群体行为模式。它也与史上对城市骚乱最彻底的调查一致:克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的报告记录了1965年和1967年之间发生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瓦克以及其他美国城市的城镇种族暴乱。其中最严重的也许是1967年7月发生在底特律的一起事件,当时警方突击搜查了一间无证酒吧,之后数百名顾客和当地居民聚集在街上抗议。人群和执法机构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了四天以上,共有43人死亡,1189人受伤,2000多座建筑物被毁。


这份克纳报告认为,此次骚乱——美国历史上自内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背后的关键因素是黑人群体的权力受到广泛剥夺。报告指出,黑人的失业率可能是白人的两倍,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四倍。该报告还指出,典型的暴徒其实比他们所处群体的一般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不太可能有犯罪前科。报告的结论是,“那些暴徒所寻求的似乎是得以更加充分地参与大多数美国公民所享有的社会秩序和物质利益,而不是拒绝美国的制度,他们只是渴望自己能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


这恰好符合瑞彻的理论,认为群体中的人们行为并非无意识或疯狂,而是在与周围的人进行合作。他们非但不会失去自己的理智,而且是完全按照理性的意图行事。在伦敦,许多暴徒(尽管不是全部人)的共同动机就是不满于自己的群体在此之前数月和数年被警方恶劣对待,尤其是年轻的黑人男子在大街上会无缘无故地被警察拦下并搜查。暴乱开始后,许多人认为,身为一个心怀不满的群体成员,他们有正当的理由参与进来。


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模式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紧急情况下人群不愿恐慌,因而将自己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2001年9月11日,当被劫持的飞机撞向纽约的世贸中心双塔,楼中大多数人都是一拖再拖,并未抓紧赶往最近的出口。即使是那些成功逃脱的人,平均也等了六分钟才跑向楼梯。有些人则磨蹭了半小时,等着了解更多的消息、收集能随身携带的东西、去趟卫生间、写完邮件或是打个电话。


同样,研究人员声称,一些乘客死于交通意外也是因为没有想办法去逃生。例如,1985年8月22日英国曼彻斯特机场飞机起火,造成了55人死亡,因为这些乘客全留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在一片火海中丧生。约翰·利奇(John Leach)在奥斯陆大学进行灾难心理学研究,他说共同的迷惑状态可能是罪魁祸首。通常人们都以为紧急情况下人群总是会恐慌,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大型群体可能比小团体拖延更久,因为他们要花上更多的时间来提出一个计划。


对于群体动力的新认识有助于欧洲当局改写人群管理的规则。在紧急情况下,应鼓励个人避开自满的诱惑,思考逃生计划。同样,许多警察部队也接受了培训,以采取更敏感的交际性的策略来应对大规模人群。如果说群体行为源自于多数人的社会规范而非少数犯罪分子的行动,那么派出防暴部队很可能令情况雪上加霜,因为它把每个人都视为攻击者。假定的攻击者可能会群起而回应,暴力行为也会不断扩大。


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利兹大学的研究员克利福德·斯托特(Clifford Stott)。斯托特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通过深入人群之中——尤其是英格兰球迷在客场的比赛——并记录他们会有何举动。在几起涉及在欧陆的英格兰球迷的大规模足球暴力事件中,包括1990年意大利举办的、1998年法国举办的世界杯决赛,他一直在场,口袋里藏着录音机。他并不怀疑,从广泛的群体特征角度可以更好理解大多数的足球暴力,其实他们并不是在追随一小帮流氓恶棍。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比赛中,绝大多数英格兰球迷起初并无敌意,然而一旦他们开始觉得当地警方针对英格兰球迷找麻烦后,一起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同样的道理,尽管苏格兰球迷大量饮酒,却很少遇到麻烦,因为非暴力已经成为他们身份的一部分。通过避免冲突,苏格兰球迷将自己与英格兰球迷划清了界限,他们甚至会惩罚自己队伍中的激进分子。


2004年欧洲足球锦标赛首次在葡萄牙举行,赛前斯托特和他的合作者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提交给了葡萄牙治安警察局(PSP)。他们建议PSP放弃以往大多数比赛运用的防暴部队战术,而是提倡采取一种低调、坚决但不失友好的方式。葡萄牙人对此欣然接受。他们开发了一个培训计划,以确保所有的PSP人员都可以理解这一理论,并知道如何将其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监管。其结果是2004年欧洲杯英格兰比赛期间几乎完全没有发生骚乱。


今天,群体行为的社会身份模型已被各大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采纳,用于欧洲比赛时维持治安的框架之中——尽管在俄罗斯和东欧仍然只是偶尔应用。斯托特现在正将这一模式推广到足球之外。2009年,皇家警务督察(HMIC),即英国独立警察督察,要求他撰写一篇关于将群体心理应用于公共治安的报告。HMIC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议,其中一项成果是在伦敦和其他地方建立联络组,并派出身着特别制服的人员与抗议人群建立联系——并非如一些活动家怀疑的那样去监视他们。虽然伦敦警方在2011年的骚乱之后遭遇了信誉危机,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这些联络官大约有50次都成功地发挥了作用。


经过多年实地调研,斯托特、瑞彻和其他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群体之中不仅盲目的非理性行为很少见,而且当生命危在旦夕时,合作和利他主义也是常态。2005年7月7日早高峰期间,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伦敦的交通系统中引爆了四枚炸弹,杀害52人,伤及770多人,在一片屠杀和混乱之中也涌现出许多了不起的助人行为事迹。当时数百人被困在一片黑暗、烟尘缭绕的地下隧道,无法知晓自己能否会获救,大家几乎没有恐慌,反而都觉得“我们得同舟共济”,正如一名幸存者所述。


萨塞克斯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德鲁里(John Drury)领导的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个术语“集体适应力”,这是一种在危险中互助和团结的态度,用来描述面临威胁的人群往往会如何表现。这样例子的有许多记载。2008年,德鲁里的团队采访了过去四十年中的十一起悲剧事件,其中包括1989年的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当时96名利物浦球迷被困在过度拥挤的围栏后面遭遇踩踏身亡,还有1983年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哈罗德百货公司外制造的爆炸事件,造成了六人死亡。每一起事件中,德鲁里的大多数受访者都记得在危机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团结意识,并主动想向陌生人伸出援手。若非这样的合作精神,伤亡数字可能会高得多,德鲁里将人群称作“第四类紧急援助服务” ——这个观点警察往往并不认同。而德鲁里认为,将群体灾难事件归咎于人群的行为是错误的。更多的情况下,真正的问题是组织不力——太多的人挤在一个地方——或者场地设计的缺陷。


德鲁里解释说,即使是轻微的危机,比如火车在隧道中发生故障时,原本作为陌生人的集合体会萌生出一个“心理群体”。你们突然开始命运与共,兴趣关注的范围也从个人扩展到群体。


“我想,每个人都会明白,这时已经没有谁会将他人视作足球队的球迷,”希尔斯伯勒悲剧的幸存者说, “我不认为谁还会在意是利物浦球迷还是诺士森林队的球迷......人们不再作为某个足球队的支持者,而只是寻常的人。”


这种共融和打破障碍的意识是被最广为报道的群体经历之一。心理群体往往会令人感到充实振奋。2011年埃及革命后进行采访时,我经常听到参加者说,他们在开罗的解放广场抗议的那段日子是最好的时光。“革命是最伟大的事件,我将终身不忘,”科学记者穆罕默德·叶海亚告诉我。而一名帮助协调早期抗议活动的青年组织者巴塞姆·法西说,“这是一块乐土。没有人会考虑你究竟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是穷人还是富人。”


身在开罗的记者乌尔苏拉·林赛的印象是这样的:“一旦你看到了人群,只觉得大潮就在你的身边涌动。你感觉好极了。这让人们觉得神奇。能够成为如此庞大的团体中的一份子,大家都很兴奋。这是一种令人眼界大开、信心倍增的持久经历。你看到了恐惧的消散,目睹了这种高昂的激情,因为有那么多人都和你在一起。那十八天引出了人们身上最好的一面。大家都尽力展现出自己的最佳面貌。”


在群体中我们可能会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这一观点与法国革命以来一直盛行的通常看法背道而驰。但它有其科学的一面:从球迷群体的凝聚力到受灾者的利他主义以及革命者的团结精神,种种压倒性的证据充分说明了群体的理智与亲密关系。


2014年5月15日


作者为社会心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心理系教授

原标题:The intimacy of crowds

出处:aeon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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