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美惕中”: 南海的“加勒比季风”
2014.11.03


撰文:张明亮

美国资深参议员乔·利伯曼(Joe Liberman)2012年6月底在一次演讲中说:“几年(few years)前,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人谈论南(中国)海议题;不过在最近几年,几乎没人不谈南(中国)海议题”。利伯曼当时并未明确几年(few years)到底是多少?不过,依据事态推断,2009年可能是一个关键界点。2009年的“无暇号事件”可能是美国各界关注南海的新起点——包括美国研究者;当年,美国国会就无暇号事件举行了听证会,也开启了美国国会关注南海议题的新时期;次年(2010)7月,美国国务卿更是高调地将南海问题提升到关乎美国国家利益的高度。之前,美国政界较少关注南海议题,研究也是如此。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的《亚洲“热埚”:南中国海与太平洋安定时代的终结》(Asia’s Cauldr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一书是美国研究南海议题的最新成果,体现着美国研究者在南海研究领域的后发优势,且后来居上之势头极为明显:一部部头不大的著作差点说尽了复杂南海态势的“缘起缘灭”。十几年前当笔者“斗胆”而“操心”美国的南海政策时,几乎找不到美国研究者关于南海的研究成果;而如今想避开美国关于南海的研究成果都难了。罗伯特·卡普兰这本关于南海的书一出,马上荣登畅销行列;在东南亚国家机场书店里都能看到放在显要位置的这本书。


罗伯特·卡普兰把南海比做“加勒比海”,在书中记述了他游走于南海周边各方的所闻、所见、所感。从该书的叙述与分析中可以看到一条不变的隐形主线:“向美惕中”。 “向”是“倾向”之“向”,意为中国(大陆)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更倾向与倒向美国;“惕”为“警惕”; 即:包括台北在内的南海周边各方如何警惕中国与怎样心向美国;本文之为“加勒比海”季风——这也是南海局势近些年持续升温的原因之一。


南海:中国的“加勒比海”?


南海的地理位置简单明确,但南海的“名称”可要复杂得多;各式南海名字之中蕴含的不仅是其战略意义,还有各方的政治考量。罗伯特·卡普兰把南海比作中国的“加勒比海”,旨在显示南海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


南海就是西太平洋一片海域,位于中国,越南,东马以及菲律宾之间,是链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要道。西方殖民者东来途经南海这片海域,依南海之方位——位于中国南部,将南海称作“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这也是南海如今在国际上流行的名字。不过早在西方殖民者东来并为南海重新命名之前,南海在中国典籍记载中早已有自己的名称了,那就是“南海”。也就是说:同一片海域,“南海”在“南中国海”之前出现。中国官方论及南海基本都是用“南海”这个名称,关照的不仅是历史,也是一种立场的展示。中国民间不少相关论述中用“南中国海”一词——显得洋气且有“国际范”,本文选择用“南海”一词。在翻译罗伯特一书时,为忠于原文,采用“南中国海”的说法。


东南亚国家早就不乐见南海之名了,而南海周边国家中单方面为南海改名之风也刚好吹起。十多年前,东南亚国家曾提议把“南中国海”改为“东南亚海”,理由是:这片海域是位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名字中有“中国”二子不合适,有“东南亚”字眼才合适。似乎说的也有些道理,不过把南海改为“东南亚海”的设想仅是昙花一现而已;而把南海该做其它名称的想法则在小范围内实现了。2012年,菲律宾政府把南海改为 “西菲律宾海”——因为南海这片海域位于菲律宾之西。依方位而为南海改名的还有越南。南海在越南之东,所以越南就把南海叫做 “东海”(越南文:Bien Dong)。20世纪60年代越南出版的地图中仅是把沿着越南海岸线的一小部分南海称作“东海”——大致相当于越南领海的宽度;但如今被越南称作“东海”的海域则几乎是整个南海的海域了。这些依各自方位而在各自国家内重新对南海的命名其实是各自民族主义情绪的间接流露,越南与菲律宾对南海所使用的名称也仅是自各自国内(越南和菲律宾)流行而已;两国之外,更多被使用的还是“南中国海”。


从贸易角度看,南海越来越象地中海;而南海确也被比作“地中海”,甚至南海的之一部分——北部湾还被比作“小地中海”。南海自古就是海上贸易的主要通道。如今被中国政府高调抛出的“海上丝绸之路”说的就是海上贸易:既回应历史上的南海贸易,也反应现实中的南海贸易线路,更昭示未来南海贸易之诱人前景。南海周边兴起过不少国际贸易港,如广州、香港、澳门、会安。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澳门与香港则是西方贸易者东来之后因贸易而兴起的港口。会安是越南中部一个城市的名称,历史上也曾是重要的贸易港口;如今的会安留有众多的历史古迹,如日本桥与各式华人会馆,都间接显示出当年贸易之盛况。而这些贸易都是通过南海进行的。


南海航线对全球贸易的重要性不亚于地中海航线对全球贸易的重要性。如今通过南海的贸易量之多,更是“空前”但未必“绝后”。南海边上的中国是当今头号的贸易大国之一,而中国的海外贸易量则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南海航线实现的。 南海航线关乎的不仅是美国直接通过南海的贸易,还有美国亚太盟友们(日本、韩国、台湾)对南海航线的依赖。 对南海航线之高调追求如同美国介入南海事务的“遮羞布”,在近十多年美国频繁介入南海事务时不断被美国官方提及。美国虽不在南海边上,但20世纪90年代尚未积极介入南海事务之际,就已反复强调并要求确保“南海航线之自由、开放与安全”。


南海对中国,如同加勒比海对美国——这是《亚洲“热锅”》一书援引的一个类比,所以罗伯特、卡普兰把南海比作中国的“加勒比海”。中国在南海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行为被视作中国向南“开疆拓土”,积压南海其它各方的海洋空间,甚至被类比于美国当年在加勒比海域的拓展。加勒比海被比作美国的“后院”,美国研究者习惯性地把南海比作中国的“后院”——国内也有认同这种类比的。中国沿着南海向南拓展如同美国沿着加勒比海向南拓展一样,是中美各自确立周边势力范围的战略举措,对于中美确保各自战略影响力至关重要。


拿加勒比海类比于南海,把中国与南海类比与美国与加勒比海,很形象,但不可比性远大于可比性。 中国不是美国,东南亚国家更不是加勒比海域的国家。中国对南海岛礁和海域的历史性权利同美国对加勒比海的认知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从罗伯特、卡普兰沿着南海周边的学术之旅可以发现,中国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对美国的内心所向与对中国的警惕性之高,这些都是加勒比海域国家没法比拟的。


“向美”:南海“季风”之一


非机械动力时代,中国华南渔民到南沙群岛海域捕鱼,来去都要靠季风,可以说是南海季风成就了中国渔民在南海南部海域的风险事业,也是南海季风让他们有幸成了守卫祖国南海海疆的先行者。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是南海,郑和船队航行于南海也要靠季风,可以说是季风成就了传说中的郑和及其团队的“壮举”。


此处说的是比南海季风更有冲击力的非自然“季风”;本文把中国(大陆)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如何“心系”美国的倾向比作“向美”的南海“季风”。如同土生的南海季风一样,南海周边各方“心系”美国的“风潮”也有季节性,这个季节就是各自同中国(大陆)关系不佳时——尤其是南海周边各方感受到的中国(大陆)压力增大时,他们“向美”的力度就会加大。


一位菲律宾同行坦言:菲律宾很羡慕泰国,因为泰国可以在担当美国“铁杆”盟友的同时还能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而菲律宾就做不到!此言不虚,泰中关系被中方界定为周边周边关系中的典范;2013年4月,中国总理还盛赞“泰中关系领跑中(国)东(盟)关系。对泰国而言,美国和中国这“熊掌和鱼肉”可是“兼得”啦!泰国在美中之间的此种境遇对菲律宾而言可谓“天堂级”待遇!除了双边(菲中、泰中)之间有无领土或海域纠纷之外,菲律宾那远超泰国的强烈“向美”倾向也是菲律宾在美中之间无法达到泰国之境界的关键因素。


南海周边各方中,菲律宾可谓美国的“铁杆跟班”,这也是菲律宾“心向”美国的具体体现。独立之前的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独立之后的菲律宾在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与支持,安全上靠美国保护,菲律宾的精英阶层大多都有留美背景,由他们构成的菲律宾决策层之“向美”之情也算作自然流露吧。20世纪90年代初“赶走”美国军事基地之后的菲律宾很快就发现菲律宾的安全还得靠美国,所以没过几年菲律宾就设法为美军重回菲律宾寻找便利条件,直到2014年4月美国总统访问菲律宾之旅的重头戏之一仍是为美军再回菲律宾找路子。


“远水虽然救不了近火,但还是得靠那远水才行”——越南精英层可能已多次向包括罗伯特·卡普兰在内的美国人如此形容美国与中国对越南的意义。上述比喻中的“远水”指的是美国,“近火”说的中国,结合在一起说的其实就是越南力图以美国来平衡中国;2013年5月13日发生在越南针对中国人的群体性事件显示:越南上上下下都已把中国视作越南最大的敌人了。越南的精英层可能没少向美国人以上述比喻说明越南对美国的“渴望”之情。作为曾经最让美国人头疼的对手,越南共产党及其政权当年同美国的血战不仅丝毫未让如今仍是共产党治理下的越南精英与民众记恨与怨恨美国,反倒是对美国的亲近之情有增无减。2000年美国总统头一回访问越南,东道主——越南党的总书记公开批评“美帝国主义”的种种不是之处,但他手下的普通越南民众以言行展示着美国的仰慕之情——可以说大多都是发自内心的。越南政府力图把南海边上的重要港口金兰湾打造成一个对外开放的国际港口,以形成有利于平衡中国在南海影响力的局面;其中美国舰船是越南最希望的。


南海周边各方中,台北在南海问题上的“向美”倾向可能是最让中国大陆大多数难以接受的。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以及经济依存度的提升,再加上两岸民间交往的增多,关于海峡两岸南海合作之说日益盛行。然而,在这股两岸南海合作的民间热潮中,基本看不到两岸官方的半点回应。看得到的消息是:美国如何说服台湾民意代表不要再再南海议题上发出同大陆过于相近的口风,事实上也是再阻止两岸南海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两岸南海合作仅是民间一厢情愿的热度而已。台湾反服贸协议之风应该成为醉心于两岸南海合作之倡导者的“冷水”。


透过罗伯特·卡普兰游走于南海周边并围绕南海主题的学术之旅体现出的主线之一是:南海周边各方(包括台湾)“先天性”地美国抱有好感,对美国的心理依赖度较高;由于南海问题的“升温”,各方对美国的依赖度有增无减。这也可能是罗伯特、卡普兰认定南海问题是终结太平洋安定时代的缘由之一吧。


“惕中”:南海“季风”之二


“惕中”的“惕”就是“警惕”之“惕”,意指南海周边各方对中国(大陆)的警惕性之源,以及因南海问题而导致各方对中国警惕性之上升态势。 在罗伯特·卡普兰沿着南海周边的学术之旅中,无论是在越南,还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台北,一个共同的话题是:各方对中国(大陆)的担忧之情与警惕之心!中国(大陆)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对中国(大陆)的警惕性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如今和将来更多地把对中国的警惕性“折射”到南海议题上,并随着南海问题的不断升温而呈现上升之势。


越南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东南亚非华人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也曾是受中国帮助最大的,但却也是东南亚国家中国对中国最为警惕的。 2014年5月13日越南发生的针对在越中国人的群体性事件足以显示:越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可能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从越南的精英层全面地蔓延至普通民众。越南精英层——包括知识精英与政界精英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由来已久,并且以“加速度”的形式呈现出叠加之势:距离现在越近,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越强烈。即使在中(共)国大力援助越南党及其政权抗击法国和法国时期,越南党内外精英层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不仅未消退,反而在积累,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公开迸发,冲击着越来越脆弱的越中双边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双边关系正常化之后,越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也并未减退,只不过是暂时隐忍下去了;之后,随着南海问题不断困扰双边关系以及大众媒体的及时传播,。2007年12月,部分越南民众第一次因南海问题而走上街头抗议中国;由此开始,越南民众因南海问题而被激发出来的对中国负面情绪被不断集聚,终于到2014年5月13日演化成悲剧性的群体事件。


菲律宾与马来西亚都是南海问题的利益相关方与重要参与者。两国都以反共立国,“先天性地”对中(共)国抱有负面情感,高度警惕中(共)国是两国的自然倾向。菲律宾与马来西亚政府对中共同菲马各自国内活跃在丛林里的左翼政党之间的“党际交往”充满忧虑之情。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仍旧警惕中国的前提下同中国建交;两国警惕中国的理由并未随着建交而消失,所以建交后的双边关系仍在两国继续警惕中国的氛围中运行。在两国因各国国内左翼运动问题而对中国的警惕性尚未消失之际,到了20世纪90年代,因南海问题的兴起,两国对中国的警惕性不降反升。20世纪90年代的美济礁事件虽然以中国完全控制南沙群岛美济礁收场——该事件远未象2012年的黄岩岛事件那样伤及中菲关系之“筋骨”,但中菲关系的“美好时代”其实已随着美济礁事件而逝去,菲律宾国内因美济礁事件而激发出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形成;到2012年之后,这股早先被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终于迸发,并有蔓延全球之势——大有全球菲律宾裔抗议中国之势。


马来西亚是东盟成员中最早同中国建交的,也是东盟国家中在南海问题上同中国相处得最“融洽”的。对比于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高调态势,马来西亚要算温和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无戒备之心,也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依从中国之策。2013年3月26日与2014年1月26日,中国海军舰船两次曾母暗沙之行事实上为马来西亚“拉响”了在南海问题上继续对中国保持警惕的“警报”。在随海军舰队到曾母暗沙的中国官媒公开报道中,曾母暗沙是中国领土的最南端,中国军舰到曾母暗沙“秀肌肉”展示的是中国军人保卫国家疆土的信心与实力。对马来西亚而言,曾母暗沙距离东马太近,不仅安全上是马来西亚的隐忧,而且曾母暗沙周边布满了马来西亚的油井——东马海上的石油与天然气可是马来西亚的“黑黄金”啊。中国海军如此近距离地对着马来西亚“大秀”实力,能不撩起马来西亚那深深的警惕中国的“旧伤”吗?2014年1月26日中国海军曾母暗沙之行对马来西亚的负面效果很快被马航370失联事件掩盖了,但2013年3月26日之行引发的马来西亚对华警惕之情立马显现:2013年8月马来西亚就宣布要在东马靠近曾母暗沙的岸上修建军事基地——保卫海上油井是该基地的主要目标之一。


台北对大陆的警惕之心一点都不弱于南海周边的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大陆民间呼吁两岸合作的热情颇高,但最多也仅限于两岸学术界交流而已,两岸政府间为南海而合作的一点姿态都没有。反观历史,两岸在南海敌视之举倒是常态。台北对北京的戒备之心,是阻碍两岸南海合作的关键因素;不仅不必对两岸南海合作抱有过高期望,同样值得警惕的是:两岸南海合作的效果未必好过期望。假如两岸真的为南海而合作了,那么在东南亚,中国威胁论的风声可能会更高;东盟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度也就升高,美国介入南海的手段也就会更多元化,那时的南海局势可能会更复杂。


“警惕中国”——中国(大陆)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对中国(大陆)的负面认知与警惕之心,形成了如今风行于南海的第二股“季风”。 南海周边各方几乎尽是“反共”起家的,而中国(大陆)是共产党治理的,这意味着南海周边各方对中(共)国的警惕性是与生俱来的;中国(大陆)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中唯一不反共的是越南,然而意识形态相同的“同志之情”不仅未能拉近越南同中国(大陆)的心理距离,反而是国家层面上的现实利益冲突——南海问题使得越南反而成为南海周边各方对中国(大陆)警惕性最高的,越南对中国的警惕性之高远超过南海周边其它各方。 这股“警惕中国”的南海“季风”与前述的“向美”“季风”呈现共生之势,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不断地为南海这口“亚洲热锅”“加热”。


“污名化”的困境:超越“难”海的挑战


南海问题最多也就是亚太的难题之一而已,还说不上是亚洲的难题。与中亚或西亚那些问题比起来,南海这点事算啥呢? 该书把南海问题上升为亚洲事务显然夸大了南海(事务)的影响力。南海毕竟仅是与南海相连的亚洲,以及直接或间接涉及南海事务的亚洲国家都只是亚洲的一部分而已。


这也是长久以来,南海问题被“污名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南海问题困扰亚太局势也就二十多年的光景!冷战结束后,南海问题才上升为困扰亚太地区局势的一个议题。南海成为亚太的问题之一之前,冷战期间,亚太地区战争频发,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20世纪80年代柬埔寨境内的战争、中越边界冲突等,亚太就安定了吗?冷战结束后,也就是在南海成为亚太难题之一之后,亚太地区事实上摆脱了战争,进入安定时代。也就是说,在南海问题成为困扰亚太安定这二十多年也是亚太少有的承平时代!如此以来,怎能说南海问题就可能终结亚太的安定时代呢?


南海问题承载了太多亚太地区的负面因素,南海问题从而被看作是唯一的问题症结所在。 亚太地区本来就是问题成堆的地区,如现代国家治理的挑战,邻居间领土与海域纠纷,邻国间复杂的历史纠葛与高度的不信任等;这些问题如今汇集在一起,透过南海问题这个“口”统一爆发。南海这点事,若放在高度互信的国家之间,还算问题吗?互信的邻国早就有可能把南海变成“合作之海”“友谊之海”,而不是目前的“冲突之海”“警惕之海”。反过来,南海问题又加剧了本就难以互信的南海周边邻居间的猜忌与警惕,也使得现代国家治理更加困难——被南海问题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并未为南海周边各方执政者带来多少“福利”,从而也就使得解决南海问题变的“难上加难”。从这个角度看,南海也可谓“难”海——一片难处太多的海域;快速找到化解的出路也太难。


但若换个角度看,南海又何尝不是最具希望的地方呢? 南海的确是一片充满“难处”之海,但南海同时也是充满希望之海——难处也是孕育希望的地方,更可能是为亚太带来生机之海。关键就是要看各方化解僵局之努力的持续性与韧度,以及从僵局中放大希望之智慧。遗憾的是,各方为化解南海僵局的努力被掩盖了;各方为南海而努力所带来的希望被低估了。


几年前,一位研究占婆历史的朋友说:一位占人——同时也是占婆研究领域的领先者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这位朋友说,别看越南现在争南海的岛礁与海域都挺凶的,其实若真算起来,占人才更有资格到南海索要岛礁和海域。笔者这段经历是在拜读罗伯特·卡普兰的大作《亚洲“热埚”》之前,但却与罗伯特·卡普兰开篇之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占人其实也是南海的“老主顾”了。如今流散到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的占人,其祖上也曾在南海边上辉煌过;占人先辈们的“占城稻”传入中国,郑和及其船队南下首站就是占人先辈们活跃的地方。占人先辈还长于航海,也曾活跃在南海边上。


《亚洲“热锅”》一书,开篇并未直接将南海问题,而是从论述作者自己在如今越南中部浏览占婆文化说起,并且以其在东马再次论述占婆政权与文化为结尾;作为一本专门论述南海问题的宏著中,始终不偏离的主线之一是一个曾在南海边上辉煌过的族群与其文明。这看似奇特的论述结构却可能包含着作者独特的论述思路,或者至少可以引发的启示是:南海周边各方短期内化解南海僵局实在太难,因为跨越因南海问题而引发的误会太多太深的;但何不从其它领域的文化交流入手呢?南海周边各方之间——尤其是中国之间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南海问题,而是由于交流有限而带来的深度误解和误判;南海问题成了这种深度误解与误判的“替罪羊”而已。由南海周边各方之间更加频密的文化交流带来更多的相互了解甚至理解,为邻居间的互信奠定基础。假以时日,南海周边各方之间——尤其是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深化了,理解多于误解和误判,互信度也就高了,对中国的警惕性下降了,对美国的依赖度也会降低,南海也就不再是“难”海了!


张明亮,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海纷争与合作、东南亚环境政治。主要著作有《超越航线:美国在南海的追求》、《超越僵局:中国在南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