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海德格尔、伯林、福柯
2014.07.10

整理:刘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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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海德格尔、伯林、福柯分别出生于1889、1909、1926年。在二战中,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教书并一度出任校长,伯林任职于英国驻美大使馆,而福柯还是一位青年,亲眼目睹他的家乡普瓦堺被德国占领。二战中的经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这三位哲学家的思想。


马丁·海德格尔


许多认为海德格尔不断为他的纳粹身份撒谎,并试图忽视屠杀欧洲犹太人这一事实的人觉得他的作品是不知一提的。但对于真正关心哲学世界的人,海德格尔在二战中的经历以及他对纳粹的态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图为德国学术界支持希特勒选举集会,前排右四为海德格尔(1933年11月11日于莱比锡)。



海德格尔和约翰·密尔,威廉·詹姆斯,以赛亚·伯林等强调人类幸福的哲学家不一样。对于他来说,他并不关心人类的苦难:哲学是远高于那些平庸的事情的。西方历史的进程在他的眼中并不是人类拥有自由,减轻痛苦的过程,而是一首诗。他曾写到,“存在之诗,才刚开秘,此即为人(Being’s peom, just begun, is man)。”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历史是由言语构成的—由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的言语构成的。他们不断影响后人,因而建立了“人类的殿堂”。西方历史(被海德格尔成为“伟人”的历史)是人类不断重新审视自己的过程,也是人类价值观不断重构的过程。而哲学家的任务是“perserve the force of the most elementary words,”— 防止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们的语言被“庸俗化”。


海德格尔生于德国南部的梅斯基尔希的天主教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天主教堂的教堂任司事。早年海德格尔是一位天主教徒,但在一战之后彻底与教堂决裂。他找了将尼采和托尔斯泰,祁克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入一个学术性强的哲学体系的方法。他把文学融入到关于人类生活本质的追问之中。他的《存在与时间》打破了许多前人无法克服的困难,改变了欧洲哲学世界。


这本书的成功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尼采称之为真实的,启发性的,关键的。这种成功似乎激发了海德格尔的狂妄,使他相信他可以和希特勒共同合作,改变德国。海德格尔忽视了他的犹太朋友和同事所受的折磨,但在一年忙碌的宣传和组织之后,他发现纳粹高层并没有真的注意到他。这使他意识到他高估了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


在那之后,他退居他的山中小屋之中,他的决然转变为沉着。在二战之后他解释到,美国化、现代科技、对生命的轻视、对“伟人”的遗忘是不可被改变的了。他后期的作品多是非常美丽的词句,这也是由他早期的经历孕育而生的。


—From “A Master From Germany,” The New York Times


以赛亚·伯林


1957年,以赛亚·伯林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于此同时他也是万灵学院的研究院。他的讲座和书充分展现了他的博学。一些认识他的人认为伯林一定是在用他的潜意识吸收新知识,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基本不可能读完所有他曾经引用过的书或者如此准确的引用最为有价值的内容。


伯林的这种能力源自于他在二战中的经历。二战中,伯林任职于纽约情报局,在1942年到1945年间,他又成为了英国驻美大使馆的总秘书。在大使馆任职期间,他关于美国的敏锐的报告引起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注意。有一次,“Mr. I. Berlin”被邀请到唐宁街10号参加晚宴,英国首相和他们的随从度过了令人困惑的一小时,直到他们发现他们邀请的并非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而是作曲人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作为外交家,伯林在华盛顿的众晚宴中是风靡一时的人物。虽然他常常迟到,但因为他的非凡的魅力,主人很少介意。他还因此成功的劝服大使馆的人员,他在10点半起床已经是不可救药的习惯了。


—From “Man in the News: Sir Isaiah Berlin,” The New York Times


以赛亚·伯林关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讨论:


“在现代,民族主义并不是复苏,而是从未死亡。种族主义也是。即使在今天的世界,在不同的社会中,他们也是力量最为强大的政治运动。


十九世纪最为伟大的思想家们中没有人曾预料到此。圣西门预料到了实业家和银行家的重要性。傅里叶抓住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雅各·布克哈特预料到了军工复合体。马克思所假设的并没有多少成真了,除了他洞察到科技会改变文化,大资本家和阶级斗争算是其结果之一。


他们都认为帝国主义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问题。只要这些专横的帝国—大英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解体,而殖民主义也终结之后,曾生活在他们的巨轮之下的人们可以过上和平且幸福的生活。但他们都错了。虽然多数自由主义哲学家反对十九世纪帝国主义残酷的剥削,但他们并没有想到黑人、印度人、亚洲人可以拥有国家,国会,军队。他们完全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但这一切被1904年的日俄战争改变了。一个亚洲国家击败了强大的欧洲帝国这一事实向众多的印度人、非洲人等等传递了一个信号,刺激了他们反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的信心。在二十世纪,左翼运动从未在亚洲或非洲(印度,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或伊拉克)成功,除非它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


—From “Two Concepts of Nationalism: An Interview with Isaiah Berl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米歇尔·福柯


“对于我来说,政治可以使我通过尼采和巴耶塔的方式生活。对于在二战结束后之后只有二十多岁,并没有被卷入战争的道德困境之中的年轻人来说,当他们在楚门的美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之间做选择时,政治意味着什么?老法国国际工会(SFIO)与基督民主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教授,记者,作家或者与此类似的任何似乎都是令人厌弃的。战争的经历提醒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与战前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社会曾有纳粹主义的存在,虽然已经从全体(en masse)转为戴高乐(de Gaulle)。大部分的法国青年非常厌恶这些。我们不仅仅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我们想要在另外一个世界成为另外一个自我。此外,大学中的黑格尔哲学和其历史的不可打破的可懂度的模型不再能满足我们。着重于世界基本性质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同理。然而尼采和巴耶塔的后现代理论对我们极其富有价值。起码对我来说,他们超越了黑格尔哲学和形而上学。”


—From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