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和投票箱:为什么“亚洲价值观”没有阻碍民主?
2014.04.24

撰文:黎安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翻译:Samuel

校译:卢旺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所谓的“民主化第三波”席卷亚洲,将充满活力的多党政治带到韩国和台湾这样的前威权国家。根据石度初(Doh ChullShin)的统计,即使在今天,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16个国家中也只有6个仍在施行民主制度--这种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数:全世界每10个国家中就有6个民主国家。这片区域是世界上几个最坚韧的威权政权的所在地;同时,缅甸、菲律宾和泰国的政府在民选和非民选之间变换不定,中国因其经济成就和政治稳定性而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强人羡慕的对象和学习的榜样。是什么使得亚洲如此顽固,以致于民主难以扎根?部分的原因也许跟文化有关。但是关于文化的讨论有时会歪曲而不是明晰价值观和统治之间的关系。在旷日持久的关于传统亚洲价值观和民主是否相容的争辩中确实如此--石度初的著作试图通过辨清迷思与事实、假设和证据来结束这场争论。


家庭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的争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领导人率先发起。两国的领导人当时担心,冷战结束后,美国就人权和民主问题向中国施压会危及地区稳定性。1994年,《外交事务》刊登了一篇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与当时的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对谈的文章(《文化即命运》,1994年3~4月刊)。李光耀当时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将其体制不加区分地强加于根本行不通的社会中”。李光耀宣称西方民主强调个人权利,不适合东亚以家庭为本位的文化。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李光耀指出,亚洲社会想要繁荣,不能采用西方的经济模式、社会规范和统治策略,而应该维护他所说的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五种关系,即“第一,父子有爱;第二,君臣有义;第三,夫妇有别;第四,长幼有序;第五,朋友有信。”李光耀及其他人类似的见解以“亚洲价值观假说”而著称。从这种观点来看,亚洲价值观不仅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相冲突,而且是20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动力。但这种假说哪怕是在本地区也从未被普遍接受。金大中本是持不同政见者,后来成为韩国总统,他在之后的一期《外交事务》(即《文化即命运?亚洲反民主价值观之迷思》,1994年11~12刊)做了争辩。他认为“亚洲文化中民主本位的哲学和传统遗产丰厚”,因而亚洲民主化最大的障碍并不是地域文化,而是“极权统治者及其支持者的抵拒”。金大中指控李光耀,认为他在推广一种毫无根据的亚洲文化观念来谋一己之私。这场辩论自此兴起。但在此过程中,关于亚洲人真正相信什么有如此多模棱两可又相互矛盾的说法,因而任何一项实证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都应该是先明确“亚洲价值观”究竟包含什么。


儒家思想何为?


石度初为此考察了儒家思想史:回顾儒家哲学经典,描述儒家思想的发展,对儒家思想从中国依次传播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越南予以记述。这6个地区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持久影响,因此被石度初划为“亚洲儒家文化圈”。他发现了五种至今仍在塑造这些社会的文化的价值观:等级制的集体主义(忠于组织的领袖),家长式的贤人政治(道德精英的仁政),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避免与他人的冲突),公共利益与和谐(为群体牺牲个人利益)和儒家家族主义(把家族置于个人之上)。由于存在这些共同点,整个区域的价值取向都是集体高于个人,追求和谐甚于坚持已见。


石度初通过分析两个民意研究项目的数据来测算不同的亚洲国家对每一种价值观的深入程度。这两个项目是2005年8月进行的:一个是由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5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另一个是在13个国家进行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我是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筹划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我和石度初以及其他人根据调查前期的结果合编过一部书。)


批评家认为,基于调查的文化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第一,如果文化为一个社会所有成员共享,那它就是以一种共同的体验来运作的,而把它处理为个体价值和态度的特性,就明显忽视了这一点。第二,调查的方法是把文化缩减为问卷上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复杂、多层次的态度过分简单化。第三,问卷的模式使受访者不得不在死板的答题框中作选择,因而无法充分反映他们的信仰。


尽管如此,调查方法仍然不可或缺。要研究大量人群的真实信仰,其他方法都比不上调查。以前的方法是指向整个民族,认为其所有成员都遵循一套界定模糊的准则,调查的方法就没这么简单。石度初运用数据尤其熟练。比如,他通过统计有多少个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受调查者同意以下两个陈述来衡量每个国家家长式统治的强度:“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应该像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和“政府领导人就像一个家长;我们应该听从他们的决定”。石度初将这些数据和另一些数据相联系--那是对贤人政治的两个陈述的调查统计:“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为人正直,就可以让他们决定一切事情”和“如果可能,我不想卷入政治当中”。他用这4个问题组成一个拥护家长式贤人政治的梯度--他发现,正如亚洲价值观假说所预测的那样,中国、新加坡和越南这些威权国家的公民最拥护这一价值,而日本和台湾等民主国家或地区的公民则对此最为疏远。


但石度初的数据也出现很多与假说相矛盾的结论。首先,在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中,人民的价值观并不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儒家化;事实上,他们的儒家化程度反而更低。相比非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国家(石度初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菲律宾和泰国),儒家文化圈中信奉家长式贤人政治的人更少。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和其他六个地区比较,亚洲儒家文化圈的等级化程度排在穆斯林世界、非洲和拉丁美洲之后,位列第四。对此合理的解释是所谓的儒家价值观并不是亚洲所特有的;相反,它们隶属于一套更具普遍性的传统价值观。这种解释得到事实的支持,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在准则和信仰方面远不是铁板一块。奉行等级价值观的日本人不到7%,而越南人则超过40%;一半以上的韩国人主张人人平等,而在中国却只有占30%。


利用(和滥用)文化


传统主义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和同一社会内部表现各异,不足为奇:这一发现的某种说法和微观数据的集聚一起融入到调查方法中。石度初的发现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证实了一个主流理论,即个人价值观--进而大多数人群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主要原因之一。传统价值观在年纪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的亚洲人中更为流行--换言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代生活日益由各种观念、技术和经济活动所代表,而奉行传统价值观的亚洲人接触这些观念、技术和活动的机会较少。分析调查数据的学者早就指出,当人们搬进城市、识了字、接受了正规教育、在现代企业中工作、接触了现代传媒,传统观念就冰消瓦解了。因此,石度初认为亚洲各地区价值观的差异源于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


但面对这些冲击,统治者并没有束手无策。威权政府能用他们的教育和宣传体系说服公民,使他们相信目前的运作已经足够民主。石度初发现大多数亚洲人说他们喜欢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但当他们被问及真正民主的基本原则时,支持度就下降了。令人惊讶的是,在威权体制下,将民主当作一个品牌来支持和作为一套程序来支持的差异比在非威权体制下更为突出。例如在中国,65%的受访者在原则上赞同民主制,但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通过选举改换政府是民主制所必需的,不到4%的受访者表示自由地批评掌权者是必要的。像中国和越南这些亚洲政权,在外界眼里是威权的,通过向本国公民灌输非自由化的价值观,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民主国家。他们之所以比其他大多数威权政权更为成功,倒不是由于他们公民的价值观,而是因为他们欣欣向荣的经济和成熟的宣传体制。


民主也能影响和利用文化为自己服务。事实上,石度初发现生活在民主政体中比现代化更能使人们远离传统价值观念。他举例说,如果一个人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不变,那么生活在民主国家比在威权国家更容易放弃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这反映出民主体制一旦成型,公民帮助它运作,同时它也将推动公民价值观的发展。


亚洲传统主义的某些方面甚至有利于民主。人们一般认为,忠诚专一与民主准则不相容,而石度初的研究则恰恰相反:儒家维护家族的稳固,在更广的范围内它有助于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宽容。家长式的贤人政治也不是民主化的绊脚石:其实,它既有助于维护威权政权的权威,也同样有助于建立民主政权的威信。


亚洲价值观假说没有把政权塑造文化的能力考虑在内,这种能力应该看作相对立的民主和威权政权都能利用的一种资源。仅靠公民的价值观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所拥有的政府类型。


失败的假说


既然文化并不是固定的铁笼,预测亚洲政治体制的未来必须考虑其他因素。政治表现是一个一个重要的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政权的稳定最终取决于是否满足公民的需求。经济发展的停滞、收入分配的不公,以及腐败会毁掉任何一个政府的合法性。


但是,石度初的结论意味着,威权体制比民主体制更容易遭遇合法性危机。在威权的亚洲国家,相当比例的公民认为,对于他们的国家而言,民主是可取的也是合适的,这个比例在中国是60%多,在越南则为90%多。与此相反,在民主制已经取代名声败坏的威权政权的国家--例如,韩国的军人统治,台湾的一党统治和日本的天皇统治--支持废除威权的公民只有4%~17%。事实证明,亚洲的民主制国家尽管因表现不佳而受影响,但还是坚忍不拔,因为即使政府在困境中挣扎,他们的公民仍然认可其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的威权制邻邦只有通过掩盖腐败和保持经济增长,才能避免合法性危机。一旦他们的经济或社会福利体系不稳定,公民就会要求政府向民主制领邦看齐。


文化和社会经济力量、政治机构、政权绩效及领导力的相互作用决定着政权的命运,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可能成为主因。亚洲价值观假说错在宣称民主无法在亚洲运作。但相反的论断,即现代化将使亚洲的威权政权自行终结,也同样不正确。这些政权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存在,只是文化上的形势对它们不利。

(本文原载《译品》第八期,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转载自中道网/译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