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马尔克斯传记作者
2014.04.18

口述:陈众议

采访:覃里雯


编者按:2014年4月17日,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去世。


以下这篇文章,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作者陈众议的自述。1957年10月5日出生的陈众议,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说,自己选择西班牙语文学,好比踏上“圣地亚哥之路” ;倘有归途,也不知抵达何处。然而,世事乖谬,人生原本苦短;“道” 、“器”之间,却总要有所偏侧。于是,继续在这条路上踽踽前行。权作标记,留下了《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1987) 、《拉美当代小说流派》(1995) 、《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1998) 、《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1999) 、《魔幻现实主义》(2000) 、《博尔赫斯》(2001)等若干著作,《玻璃之死》(2001) 、《风醉月迷》(2002)等若干小说及无数零散字纸。


 

幼年经历


我5岁就上了小学,在我的故乡浙江绍兴,有的孩子3岁就上学了。我的父亲是个土八路,母亲家略有渊源,但主要的文学影响来自地域文化。绍兴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名人,陆游、秋瑾、蔡元培,我家祖宅就在鲁迅的三味书屋旁边。当地人对文化非常尊敬,老一辈人看见地上有片写字的纸,一定会捡起来放好,字是要被尊敬的。所以我从小就想方设法地读了很多书--偷偷溜进封起的图书馆,偷书,或者大家互相交换藏书。当时,一本古典文学是很大的财富,可以换很多书。我最终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学影响是最深的。就这样,别人在文革期间荒废的岁月,却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读书时间,因为那时所读的书都融入了血脉,而后来读书,则是理性的了。


1974年,我高中毕业下乡,1977年考上复旦大学,1978年第一批中国公派留学生出国,我是其中之一。


复旦当时的苏步青校长很有诗人禀赋,自己写诗,涉猎很广。就是他给邓小平写信,建议派遣留学生的。1978年复旦报了一批留学生,只有几个刚上大学的,我是其中之一。别人都去了欧美这样的“好国家” ,我很傻,选择去了南美。


但是我去南美,也是受到复旦的影响。从1978年开始,所有的老师都说,学文学就得去南美。苏步青校长也知道拉美文学很丰富。而且,当时墨西哥、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我就选择了去墨西哥。


在墨西哥


因为是来自友好国家,墨西哥文学艺术界对我们很友好,当我们是外星来客。我们穿一色的中山装和“毛式”军装,自己感觉特别好,我们和墨西哥人互相觉得新鲜,当时,见谁都很容易。所以,马尔克斯、科特萨尔、富恩特斯这些人我都见到了。当时我对他们是高山仰止,他们对我却都很平和。


富恩特斯是个很博学、很有深度的人,又能应付俗事,不过家庭不行,孩子老生怪病。他这个人有不断进行文学探索的使命感。


马尔克斯家我去过两次,最后一次是1989年,我的好朋友是他诸多干女儿中的一个,我们一起吃晚饭,聊了很多。他像个老大哥一样坦率。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拉美人,不像博尔赫斯那样没有时间和国度的特性。


略萨是个帅哥,身边总是围了很多人。他比马尔克斯的知识分子气更浓,更聪明。但是因为聪明,作品的转向就很快。1960年代他对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嗤之以鼻,1980年代开始转向,忽然变成小布尔乔亚,推崇博尔赫斯。我个人认为,本世纪之后,文学还是需要力量,需要对现实起作用,要打动读者也必须对现实说话。琼瑶、金庸能给人泪水和美梦,但在一代人灵魂深处留下印记,宽泛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还是很重要的。


帕斯我也见过好多次,读书时有个同学是他干儿子。按照当地习俗,一个人认好几个干爹干妈是很正常的,有一大堆干儿子干女儿也是很正常的。


博尔赫斯却是一个很出世的人,他受英国保守主义文化的影响多一些。虽然为人淡泊,但生于世间,完全隐于世又不可能,所以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屁颠屁颠跑去接受皮诺切特这样举世唾弃的人颁发的勋章,他是绅士派的知识精英,生活中很谨慎谦虚,文学创作上又很勇猛、炫耀,是精神意义上的张牙舞爪。


我第一次读到博尔赫斯,感觉像在和智者做游戏,而看马尔克斯、略萨等人的作品,则感觉他们在一个文学传统中脉络相承。博尔赫斯是用哲学头脑做文学。


第一次见博尔赫斯是在1979年,当时他在我就读的墨西哥国立大学做演讲,听的人不多,因为当时意识形态尚未淡化,针锋相对得厉害。博尔赫斯的火药味不重,所以不吸引听众。我感觉他是个大师,但不觉得他是文学家。在人们面前,他很谦卑。


在墨西哥待了几年,1982年才回国一次,做了一些中外研讨会,写了些文章,给出版社做了一些选题。


1986年我又去墨西哥,继续读博士学位。


引介和翻译


我翻译的第一个东西,应该是富恩特斯的中短篇,花城出版社1992年推出。当时国内非常推崇马尔克斯和略萨,但是对其他拉美作家所知不多。王央乐先生是个资深翻译家,也翻了很多东西。他1980年代初就翻过博尔赫斯的一些作品,但后来七八年间都没有人再翻过博尔赫斯的作品。我后来觉得,介绍一个地方的文学,广度和深度都很重要。当时拉美文学是全面爆炸,有现实主义的、形而上的,还有介于中间的。像古巴作家卡本迪尔(Alejo Carpentier)是重要的文学流派鼻祖,但是在中国不为人所知。我们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全面介绍一个地区的文学对中国作家和读者都很重要。


其实社科院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我一来这里主要是搞研究,研究过程中觉得需要补缺的,还有其他译者们剩下(没有翻译的)的作品,我就翻译过来。还有些人知名度不高,但学术上、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重要,必须引进,这种情况都有。


后来博尔赫斯、富恩特斯、帕斯、奈保尔这些人,都是我们选介到中国的,后来这些人当中不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选择翻译语言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开始和其他老师路子不同,鉴于古典文学的深刻印象,更中国化,不习惯洋腔很重的翻译,相对自由。一个词如果读得别扭,我可能会变通,顺应语言本身的节奏,比如“十大、十全、百八十个”这样的中国词汇。“百年孤独”就比“一百年的孤独”要好,可以是90年、110年,“一百年的孤独”就很累赘。但我现在越来越拘谨了,写文章、做翻译,下笔越来越沉重,这是受外界批评多了,自然会有的回应。


举个例子,《红楼梦》是非常巴洛克的,只有在封建意识很强烈的时候才会产生。当时,从荷兰到意大利都是封建时代极盛期,其孕育的美令人眼花缭乱。比如十四行诗,译到中文,首先行数就不一样。在翻译当时的文章时增减一两个字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了保持语言的律动。我觉得我把神韵译出来了,这是捡了花生丢了芝麻。傅雷后来受到很多批评,估计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当下的普遍趋势是“科技式”翻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按原文直译,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哪个更好。


关于汉语语言的可能性,我觉得不用担心。五·四以后到今天,白话文虽然也扬弃了一些词汇,但比古文更丰富了。如果我们局限于《康熙字典》,就会被捆住手脚,但是,从审美的角度应该保存文言,半文半白的语言可以用来翻译古典作品。


语言还是我们灵魂的载体,我们更多情况下要靠语言来保持民族、个人的个性、生活、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


没有一个翻译家能够百分之百地把原著的信息传达过来,因为他不是作家肚里的蛔虫,遇到像博尔赫斯、卡本迪尔这样的作者,更加困难--他们说到日本的某人,这个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标题和内容可能不同。艰深的问题,找专门研究这个作家的专家并不保证惯用,有时即便找到作者本人也不行,因为他可能已经忘掉了当初的出处。


翻译,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是双倍的遗憾:作品自身必然存在的遗憾和译者必然的缺漏。所以杨绛说,翻译是“带着脚镣跳舞” 。


今天,翻译的作品越来越多,水平也很粗糙,我并不为此担忧,或觉得大家“浮躁”了。西方也经历过这个阶段,物欲自然膨胀,会很快影响精神生活。江山代有才人出,随着社会财富和有产阶层的增加,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这种“绅士淑女”但不那么赚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随着信息渠道的增加,翻译不再是通向外界的唯一窗口,粗糙的译本把信

息传个大概,也就可以了。


写作和影响的焦虑


1980年代,我自己也创作,只是当时没有时间把它们弄出来,属于“抽屉文学” 。我和很多作家,包括王蒙、写《老井》的郑毅和余华、莫言、阎连科等都有很好的关系,还常和陈建功、李陀、邱华栋这样的各界人士来往,参加他们的活动会议。那时候,作家们对了解国外新作品的渴望是溢于言表,都让我多介绍。好在当时没有版权问题。


莫言写《红高粱》时就说,他面前有两座高楼: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但更多的是马尔克斯。阎连科也是,贾平凹的《商州纪事》、阿来的《尘埃落定》,马尔克斯在其中的影响一眼就能看出来。但余华、格非等人受博尔赫斯影响更深一些。


这样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比如余华,写中短篇相对好一些。从小的基础如果建立在长篇(中国长篇小说或西方18、19世纪的长篇小说)基础上,和建立在博尔赫斯或实验派小说基础上是不同的。博尔赫斯经常对普鲁斯特不以为然,认为长篇是抻长了的短篇,这只能说是因为博尔赫斯的东西更像《庄周梦蝶》、《太平广记》,不能做长篇构思。余华的作品也是,更适合短暂放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很凝练,非常之好。


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把文学剥离出来,玩智力游戏,解构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这对急于得到承认的年轻作家是个巨大的启发,博尔赫斯的真正难处,在于他句句有出处。他是个图书馆员,你不可能穷尽他。对急于颠覆父辈的年轻作家来说,前面那点启发也就够了。


我对现实主义的偏爱由来已久,这一方面是感性的,因为个人受古典文学影响更深。我认为文学的价值来自与现实生活的参照,让你产生巨大的共鸣。


从理性角度来说,文学无论与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都是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即便在以货易货的时代,各大陆板块也独立发展了各自的史诗,只是我们中国的文字发明早,所以没有必要产生口耳相传的史诗。重大题材的诞生,从歌谣到史诗,都是有一定规律的,文学有自己的生长轨迹,与生产力发展并行:不能离开地面,按事物发展规律推动它更好。但文学有时也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经常试图逆潮流而动,这是文学中的不同声部,永远成不了主流,好处却是不断对主流文学产生刺激或阻碍,丰富主流。钱钟书、张爱玲、徐志摩的突然走红,与意识形态的宽松直接相关。


《世界文学》这样的杂志在1980年代是人手一册,现在却举步维艰,每年外国文学研究所要补贴几万块钱。


今天的全世界文学都不热,精神生活从人们的生存中游离了,求生当然是第一位的。“愤怒出诗人”毕竟是少数。全世界文学面临的十字路口是史无前例的,全球人所想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担忧当下生活。此外,吸引读者眼球也越来越难,年轻人都上网了。


小说可能也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在它发明之初,小说承担了多重使命:认知、娱乐、教育,但计算机和电视取代了这些功用。正如有了文字就不会有人背诵长篇史诗一样,新时代的新样式可能会到来。上上个世纪,史蒂文森就声称文学消亡了,小说消亡了,现在也还有人这么说。但小说还在,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大家还没有发现新的形式;二、人们还有点留恋过去美好的东西,就像我写小说一样,是有维护“君子之道”的意识的。


为什么还要研究文学?因为阅读是文明的金字塔中的一块砖,一个个人的解读将文明保存下来。没有王国维等一代代学者对禁书《红楼梦》的解读,我们怎么会保留下这部我国文化的巨著?怎么能为世界提供我们不同的见解?文明就是由这样表面上可有可无的东西一点点拼起来的。


(本文授权转载自《生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