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革命浪潮中的台湾社会运动
2014.04.10

撰文:何明修

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


2013年6月29日出刊的《经济学人》(Economist),封面故事是《抗议的历史进程》(The March of Protest)。1848年,欧洲革命人士高举代表共和体制的三色旗,对抗君主王权;1968年,欧美的新左派青年则是用汽油弹与警察对峙;1989年,东欧异议人士用烛光晚会的方式来争人权与民主。到2013年,智能手机成为抗议者的武器,透过各种社交媒体,例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号召群众走上街头,表达其不满。光是在2013年初夏,巴西、土耳其、埃及都爆发了强大的反政府示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并非透过既有政党、工会、利益团体来动员,而是自发地在网络上集结,结果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政治冲击。


事实上,网络所带来的社会运动之影响,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在两年前,脸书在全世界推动了一股社会运动的风潮,从“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愤怒者抗争”,到源于纽约后来扩散到全球各地的“占领运动”,都可以看到网络无远弗届的动员力量。在这一篇文章中,我打算先从全球的经验来谈网络科技的政治效应,接下来再以台湾的个案来分析这股力量的可能发展。


传播科技与政治动员


自从电脑网络发明以来,这项新颖的沟通科技的政治效应一开始就受到注意。许多评论者都指出若干著名的历史个例,例如1930年代的德国纳粹利用电影、广播来进行意识形态动员,1960年代电视的普及化,使得政治人物开始注意自己在镜头前的形象。然而,相对于电影、广播、电视,网际网络的特点在于即时性、去中心化的分布、多向沟通的可能性。对于社会运动而言,这些特征深远地影响了动员的形态。


很明显,网络的普及化也重新形塑了既有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多人的朋友是网络上认识的,而不再是邻居、同学、同事、同乡等既有的关系。的确,任何一种新的传播科技都重新界定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在宽带网络与上网普及化的年代,我们常发现云端上的朋友往往比每天见到的邻居更投契。越来越多人的信息来源于网站、电子报、部落格(博客)、社交媒体,而不再是看电视、读报章杂志、口耳相传,社会运动组织自然必得要学会使用这项新兴的科技。相同政治倾向的积极分子则透过专门的部落格相会,讨论他们所共同关切的公共事务。


相较于主流的传播媒体,网络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性格,因此比较不容易被统治者控制与筛选内容,同时也利于弱势者传递被认为缺乏“新闻价值”的信息。特别是在威权主义的国家,网络已经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反抗性的公共领域。尽管有层层的控制与监视,网民总是可以利用各种暗语与代码迅速地交换执政者不想要让人民知道的新闻,或是用各种“翻墙”的技巧来取得外国的资讯。促成社会运动走入网络世界的动力,正在于这种低成本却效果庞大的沟通作用。


大约是在十年前,网络的政治作用才开始浮现,一开始,能够成功操作的是政党与政治人物,而不是社会运动团体。在民主国家的选举时期,各阵营的候选人也希望利用网络的力量,来动员更多的选票。韩国2003年总统大选,自由派卢武铉胜选的原因之一,就是成功地使用了网络媒介,取得绝大多数年轻选民支持,他们即是所谓的“三八六世代”(也就是三十多岁、在八十年代上大学、六十年代出生的那群人)。在2003—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中,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也是以网络动员的方式在初期取得了领先的声势。在后来2004年底的大选中,民主党与共和党也在网络上厮杀,部落格(blog)一词成为爆红的政治词汇。其中,亲民主党的自由派组织“前进”(MoveOn.org)更成功地以网络进行动员、募款,甚至是探讨草根运动的动员策略。“前进”的专职人员不超过十个人,但是他们却有超过二百万的会员,而成为民主党内最强大的募款机器。


我个人认为,网络与社会运动的结合,最早的成功个案是2008年初的韩国反对美国牛肉进口运动。2007年12月,代表韩国保守阵营的李明博以大幅优势在总统选举中胜出。在隔年4月,他所领导的大国家党也在国会取得了绝对多数。在连番选举胜利下,李明博总统志得意满,在美国风光访问期间,他轻率地答应小布什政府要解禁有疯牛病风险的牛肉进口。这项攸关国民食品安全的议题完全没有经过国内充分讨论,消息传出,韩国舆论一片哗然。韩国有活跃的公民社会,而且敢直接对政治表态,各种代表进步阵营的社会运动组织并没有特别关注美国牛肉进口事件。面对新浮现的保守政权,韩国社会运动显得消沉,提不起劲来进行抗争。


反对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的声音一开始是在Agora的网络论坛上表达与汇集,中学生是这个虚拟平台的常客,他们直接感受到食品安全的威胁,因为价格便宜但有问题的牛肉会直接出现在他们的校园午餐中。2008年5月2日晚,在首尔市的清溪川广场,以中学生为主的群众集结抗议,反对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就抗争的手法而言,他们虽然是采取以往反美运动中常见的烛光守夜(candlelight vigil),但是青年抗议者却使用了崭新的动员策略。他们利用各式各样的网络工具来及时传播抗议信息,像使用Google 地图服务来绘制游行路线图,或透过即时影片传送游行实况,这些都是过去韩国社会抗议比较不会采用的方法。随着民众不断加入,活动的抗议人数逐渐增加,远远超出主办者与警方原先的预期。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陆续有学生、上班族、家庭主妇等个人或组织加入各地的抗议活动,6月中的抗议人数更达到百万人,其规模之大,堪称韩国有史以来的大型社会运动。结果,李明博总统发表正式的公开道歉,并撤换掉大部分内阁成员。


从网络论坛到抗争现场,韩国的反对美国牛肉进口运动十足展现了当前网际网络时代的特性。起初,韩国政府官员指责网络提供了不正确与不负责任的谣言,但是网络使用者却从各种专业角度,提供了许多关于疯牛病与美国牛肉的信息,戳破了官员的指控。因此,就有评论者认为,政府官员还活在类比(Analog)信息的年代,而社会大众早就进入了数位传输。在反对美国牛肉进口运动期间,韩国网络上常常戏称总统是2MB,因为李明博(Lee Myung-bak)自己亲口告诉小布什,“李”在韩文发音是与“二”一样。因此,2MB的网络浑号也是特意强调其气度太小,不能察纳异见,就如同一张只有2M的记忆卡,装不了太多东西。


韩国的个案具体展现了新社运结合新媒体的力量。反对美国牛肉进口运动是一种新社运,因为起初参与者主要是青年学生,他们以往被认为是被宠坏溺爱的一群,每天只会上网玩游戏,不关心国家大事,就如台湾的年轻世代常被批评是“草莓族”、“阿宅”。新媒体当然是指网际网络,当数位信息已经从固网走向行动通讯之际,网络提供了即时资讯的传播管道,而且正是由于其去中心化、廉价与便利的特性,以往执政者想要掩饰的真相往往会被揭露出来。


网络时代的抗议动员


社会运动是否能掌握某种媒体形式,将动员的信息发送给目标群体,往往是动员过程中的关键。传统的沟通是面对面的互动,虽然有真实性与丰富感,但是却受到时空条件的高度限制,也很难在数量规模上有所拓展。诚如英国社会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就如同其他现代性的文化,媒体的作用之一就是跨越时间与空间(time-space distanciation),使得个人的经验不再局限于发生在我们周围附近。透过媒体的转播,远方的事件对我们开始产生了意义,甚至会激发各种情绪反应。


1960年代升高的越战是第一个有前线电视记者进驻与采访的战争,经由客厅电视的画面,许多中产阶级美国家庭目睹了战争的血腥与残暴,这使得以学生为主体的反战运动获得新的支持者。


从面对面的沟通到媒体传播,社会运动要进行成功的动员,基本上还是满足两个先决条件。首先“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也就是让不知情的人知道新信息,于是他们开始以新的观点来审视自身的处境。如此一来,以往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可避免的宿命等被重新看待,成为可以扭转的社会现况。其次,只有认知仍是不够的,人民要充足的心理动机,才会愿意放下个人的关切,投身于一个更广大的事业。“团结诱因”(solidarity incentive)的重要性即是如此,在强烈整合的社群之中,成员会把自己的集体参与当作实际的报酬,而不是一种要承受的代价。因此,媒体所传递信息如何重新定义“我们”这个群体,激发出共同参与的意愿,也是值得观察的重点。


媒体过滤了各种信息,因此,谁掌控了媒体,谁就具有形塑观念的权力。到了网络时代,媒体控制的问题出现了有趣的转向。当人们驻留在网际网络的时间越来越久,虚拟世界已经不是那么虚假,云端上所发生的事情,直接冲击到现实世界中的人们。面对这个趋势,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分子也积极因应,试图在新媒体中取得更多的发言空间。


网络科技进展从一开始的网站、电子信件到web2.0的部落格,以及更晚近的社交媒体(或许可以称为web3.0)。其演进的方向在于更多的互动性,资讯的传递也开始依循着既有的人际关系,而不再只是消散于虚无缥缈的云端空间。可以这样说,社交媒体搭建起了一个线上的社会运动社群,它不但使得朋友知道彼此关心的议题,也可以看到朋友的朋友之动态,因此有助于串联起关心若干社运议题的脸书使用者。在以往,网络媒体提供了社会运动者推动“认知解放”的管道,但是社交媒体的力量则将他们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强化了“团结诱因”。


简单地讲,媒体的演进不断形塑了社会关系,亲疏远近的差异也不断被重新定义。追根究底,社会运动即是“弱势者的武器”,其使命是在于号召被压迫的人们,用集体行动来改变他们的处境,因此,懂得善用媒体的杠杆,发挥以小搏大的作用,将是社会运动者永恒的挑战。


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变迁走向进步的方向,并不是依循“少数服从多数”的数人头游戏规则。相对于保守派的宣称,大部分没有表示意见的人民并不是支持法律与秩序的“沉默的大多数”,在更多时候,他们是漠不关心抑或根本不知情。因此,成功社运的关键往往是在于动员出有意识的或抱持同情立场的关键少数,而不是说服了原先的保守派。就这一点而言,分众化的社交媒体使得原先就存在的社运共同体(异议学生、NGO、自由派专业人士与学者)彼此之间的团结更为紧密,而且也让他们的诉求更能够产生外溢作用,扩散至他们的圈外朋友。


台湾的社会运动与网络


参加过社会运动的人都知道,没有媒体的信息传播,就不可能引发广泛的参与。关于这点,我先从台湾社运史上的三个小故事来说明。


首先,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行政长官陈仪下令报社不能报道2月27日晚上发生于大稻埕的警察杀人血案。但是隔天在行政长官公署的抗议被血腥镇压之后,愤怒的群众占领了新公园内的广播电台,将台北的消息向全国放送,因此才引发了全岛性的起义。


其次,在1987年解严前,大学内的运动分子面临明的教官、训导人员、党部与暗的职业学生之控制,他们只依靠少数的异议社团、同学与室友关系进行动员。面对更广大的校园同学,他们常采取“早安黑板”的宣传作法,亦即在一大清早,偷偷摸摸地在教室黑板写下批评政府的言论。可以预期,这种前网络时代的做法是十分没有效率的,往往在大部分同学进到教室之前,这些文字就被校方清除干净。


最后,为了生计整天在外奔跑的计程车司机可以说是最难组织起来的群体,他们没有工作上的同事,也少有共同聚会的空间。1990年代初兴起的地下电台与call-in风潮改变了这种局势。正是因为司机可以在开车时,同时收听电台的信息,他们获得了彼此联系的管道。因此,司机们组织联谊会,发动一波波抗争行动,成功地修改了不合理的政府管理制度。


从上述三个实例可知,社会运动总是与资讯的传播形式和内容息息相关。


台湾的社会运动也见证了网络科技的发展。在1990年代中期,随着网际网络越普遍化,社会运动组织纷纷架设自己的专属网站,发行电子报,希望能接触更广泛的公众。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陈丰伟医师在1997年所创的《南方电子报》,其宣示的目标即是“让商业逻辑下失去战场的理想在网络上发声”。《苦劳网》也同一年创立的,在“运动的媒体、媒体的运动”理念下,他们积极报道各种社会运动的大小新闻。


尽管有这些努力,网络在台湾真正发挥社会运动之动员效果,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在2008年11月,新上台的马英九政府接待来自对岸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时,采取得过度粗暴的警力维安。抗议的学生有意识承继十八年前的“野百合学运”,将他们的运动称之为“野草莓学运”。这场学生运动一开始是因为一则网络论坛的帖文,发表在全台规模最大的“批踢踢实业坊”(PTT)电子布告栏,结果没想到掀起一场席卷全台湾的抗争活动。


2012年,青年学生透过网络发起社会运动的趋势更加明显,从3月的文林苑案、暑假期间的华隆工会百日罢工、秋天的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运动,到11月台大学生声援绍兴社区。一整年下来,我们常看到青年学生高举社会正义的旗帜,积极协助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也是由于学生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投入,这些争议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原先被主流媒体所忽视的受害者开始受到外界的关注。


文林苑案是一件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的争议案,台北市政府原先誓言“依法拆除”,结果透过脸书的动员,一个晚上集结了300多位学生。他们用身体死守即将被拆除的王家古厝。结果市政府动员了上千名警力,强制执行了拆除的决议,但是却受到舆论的大幅批判,市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后来宣称“愿意检讨相关法律”,并且冻结了台北市的所有都市更新案。


苗栗华隆工厂罢工事件是一件关厂歇业的劳资纠纷。在近二十年来台湾制造业纷纷外移的趋势下,这种抗争层出不穷,只不过,以往比较少有学生参与。在这场运动中,学生正好处于暑假期间,因此长期进驻厂房。他们不仅用身体直接阻挡了资方突破罢工封锁线的企图,更鼓舞了两百多位失业劳工的斗志。他们擅长使用网络媒介,在脸书上经常发布最新动态,让更多人能关心失业劳工的苦处。结果由于学生的介入,劳工获得远比资方承诺更好的资遣条件。


在反媒体垄断运动中,学生抗争的对象是财大气粗的旺中集团。旺中老板蔡衍明的行事风格颇受争议,在获得了政府“有条件”同意旺中收购中嘉有线电视系统案之后,旺中开始修理先前的反对者。旺中集团动用旗下的中天电视、《中国时报》对“中研院”副研究员黄国昌进行“媒体审判”,指控他发“走路工”来动员学生反旺中。蔡衍明大概没有料想到,他可以轻松地“追杀”学者,但是一旦他踩到学生,却会招致强大的反弹。清大学生陈为廷只不过在脸书上转帖文章,结果却要被旺中提告。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以“我是学生,我反旺中”脸书社团进行宣传,几乎所有的动员消息都是从这个管道发布的。在9月1日的大游行中,近六千多名学生参与,旺中也被迫在当天刊登道歉启事,坦承走路工事件与黄国昌无关。


绍兴社区是位于台北市中心的“非列管眷村”,原先是战后外省军眷的临时安置区,后来也开始陆续有本省南部移民进入。这个收容都市弱势居民的社区安置早于各种都市建筑法规的颁布,居民长期以来想要向“国有财产局”申购,却不得要领。没有想到政府在1983年将土地产权拨用给台大,绍兴社区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台大校地的“违建”。2010年,台大委托律师发函给一百多户居民,要求立即拆除现有住屋、返还占有土地,否则以“不当得利”罪起诉。绍兴社区居民组织自救会来捍卫他们的家园,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获得了台大学生的支持。在接连两年的校庆活动中,力挺绍兴居民的学生身着抗议服装,手持标语布条,要求校方撤销法律诉讼。学生还在脸书上设置了“绍兴学程”的网络社团,以传递运动的信息。最后,台大校方终于同意让步,与绍兴社区签约和解。尽管台大仍维持诉讼案,但是承诺只收取原求偿金额1%,并愿意与居民在原地兴建社会住宅。


在2012年的四场学生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网络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异议者的意见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今年,因为下士洪仲丘在军队中被凌虐致死一案,引发台湾人民的共同愤慨。由于一则网络上的发言,39位素不认识的网友共同组成了“公民1985行动联盟”,他们在8月3日发起了一场前所有未的白衫军之夜,结果25万人包围“总统府”,要求立即改善军中人权。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国民党当局让步,同意全面调查历年来的军中冤案,并且修改军事审判制度。这场很有可能是台湾社会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抗争活动,没有政党、地方派系、其他利益团体的动员,却给马英九当局带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境,展现出网络所可能带来的未可意料之冲击。


迈向网络的无政府主义?


回到一开头提到的《经济学人》,该期的报道其实呈现了网络与社会运动的多重关系。并不只有社会运动者会使用网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统治者也可能利用网络科技,展开更精致的社会控制,例如采用最新的脸部辨识软件来掌握抗议者的个人资料,或是透过基地资料,追踪抗议者手机的位置。此外,相对于既有的政党、利益团体,网络无法形成长期而稳定的社会组织,因此无法汇集成为具有一致方向的政治力量。突发性的社会不满,有可能在短期内声势浩大,并且带来实际的作用,但是毕竟只是个别的议题之注意,而很难深化成为结构性改革。


的确,网络改变了我们阅读资讯的方式,进入了所谓的“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时代。在目前,真正匮乏的、具有价值的是人们愿意花费的注意力,而不再是早就泛滥过剩的资讯本身。既有的政治势力,无论是政党或NGO,都很难长期吸引我们的关注,取而代之的是网络上爆发的即时性议题,以及素人(layman)发起的动员风潮。网络本身就是去中心化的传播媒介,而其崛起与成长更是加速了政治去中心化的趋势。


我个人认为,最能典型代表这种网络时代精神的社会运动的,是高举“我们是99%”口号的“占领运动”。在没有NGO串联下,这场2011年9月从纽约华尔街发起的抗争,后来扩散到全世界2700多个城市。“占领运动”的诉求是日益恶化的社会不平等,但却不是依循传统的阶级或左派运动的路线。通过各种网络媒体的动员,抗议者集聚在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他们埋锅造饭,准备长期抗战;即使被警察强力驱赶,仍再接再厉重新占领现场。占领者并不选派领导者,也不提出具体的诉求,更不期待要与政府当局对话;相对的,他们实践参与式民主的理念,以共识决而不是多数决的方式来进行重大议题的讨论。


这种抗议手法展现了无政府主义的信念,参与者坚信自发性而非纪律严明的组织才是带动社会变迁的动力。占领运动尽管曾一度是众所关注的现象,也获得世界各国政治领袖的口头支持与声援,但是对于全球尺度的贫富落差加剧,以及横行无阻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却没有导致任何扭转现状的结果。同样,在成功地发起8月3日的大规模抗争之后,台湾白衫军运动的组织者也强调,“公民应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而去引导议题,当大家认同你的想法后,由公民来绑架政党”。但是在事件落幕之后,这些“公民”如何在既有的政治制度下发挥其影响,进一步地左右政党的决策,却仍然存在不少的疑虑。


已故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考察二十世纪的欧洲阶级运动,指出这样的发现:在工会与左派政党组织稳固的北欧,具有高度理论性格的马克思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对的,在发展落后的南欧,强调热情与自发性的无政府主义则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十分有趣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反抗的理念已经显然褪色了,各种左派运动也很难找到共同的意识形态作为行动纲领。对于大多数的选民,政党也越来越不受信任,对政治制度的信心正在逐步瓦解中。在这个充满流动性与不断消解的社会形态中,网络意外地成为社会运动风潮的承载媒介,而其去制度化、去组织化的特征也强化了无政府主义的潮流。到底,这股“网络的无政府主义”能带来何种挑战?我们能期待它带来更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图像吗?难道它只是瞬间即逝的一连串事件,就像是快闪族(flash mob)活动,到了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在世界各地抑或台湾,这些问题将会进一步引发许多的知识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