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资本的双螺旋运动:台湾视角的中国/两岸研究
2014.03.31

撰文:吴介民(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泥鳅般的当代感


从追寻「定律知识」的角度看,「中国研究」如同所有的「区域研究」,是一门进展缓慢的学科。经常有人说:中国难以捉摸,变动速度快、变化幅度大,而这个蜕变中的「当代感」,更如泥鳅般滑溜。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关注中国的兴趣,甚至诱引更多优异的心灵投身其中。


后毛时代三十几年来:


·中国经济猛暴式成长,出口畅旺,蔚为崛起的强国,但政治发展「内卷化」,政治改革停滞不前。


·民间社会日益挣脱高压,社会组织蓬勃,群众抗争不断升高,要求民主与自主,但政权投入惊人维稳经费,使维稳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让国家「公安化」,刑罚之外用钱买稳定,将中国炼成了独特的警察国家。


·高成长加上高财政汲取,使中央政府与国营企业掌握巨额资金在全球收购,然而因为财富分配的不均等,当出口导向工业化面临动能耗竭的转折点时,政府试图发展内需市场,却面临中下阶级购买力不足的难题。


·北京在1997年取得香港主权,撒下重金收买香港各股力量,结果却引发一波波激烈抗争,香港人的社群(本土)认同也节节攀升。


·中国对台关系亦类似,主权宣称进逼、复制香港模式、采购/收买策略,虽有收效,却也引发更多的预警与抗拒,而「台湾因素」也反作用于中国社会。


·更加饶富兴味的是:中国政权高压治理,社会伤口泛滥之际,却有政治学者指出:问卷调查显示,大部份中国人自认比邻近一些民主化国家,享有更高程度的民主。


如此矛盾力量的交会,百花齐放的消息,皆是中国(及其与周边国关系)的真实切面。快与慢、冲撞与煞停、断裂与连续,多重节奏交叠出一幅复杂鲜明的当代史。中国实力暴涨,既引发世人瞩目(与侧目),也带来全球性的效应与焦虑。如何精准掌握中国的发展动向,是中国研究学界最大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复杂而多变的「系统」,的确难以简单几条「定律」或「规则」去概括,但仍有若干「结构」、「模式」、「形态」、「机制」、或「作用力」隐约浮现。尝试从各种角度切入这复杂系统,掌握当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变化趋势,是本书各章之间共通的线索。


权力资本双螺旋


后毛时代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条主要线索是:权力与资本的双螺旋运动。「双螺旋」挪借自分子生物学的启发,用来观察权力(政治力)与资本(经济力)这两股力量,如何互动、交缠,激发中国变化的动能。当然,政治力与经济力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除此之外,意识形态(理念)作为一种社会力 ideological power),以及武力(military power),也经常左右社会动向。例如,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一度是国家变革(以革命运动改造社会)的推手,而武力则是拱卫革命的最后手段。在后毛时代,意识形态的作用退位给经济力;政治力则贯穿着整部当代中国史,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展现方式。这里,对于人类社会中各种「力」的互动、结合、对抗之分析,借助于Michael Mann发展出来的架构。 


在这条线索导引下,我们可以观察到:权力(政权)与资本相互为用,如何促成了高成长模式──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后毛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大约从一九八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在国际经济结构重分工的脉络中,以各级政府与外资结盟为主轴,推动了一长波「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简称「EOI模式」)。第二阶段的主旋律,大约从二〇〇〇年代初期迄今,是由政权结合国营资本与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所驱动的成长模式。这个阶段,国营企业重新取得了对关键工业与服务业的垄断性控制权,在许多部门排挤了私有部门,而产生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


这条主线索是简化描述。两阶段的区分,也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其实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年代的,另有其他显着的共通现象:泛滥的「圈地运动」与地方政府愈来愈依赖「土地财政」;「城乡二元体制」历经了缓慢的制度变迁,进而促生了一个新的「农民工阶级」,成为中国成长模式的一大支柱。具体的历史过程,也牵涉到更多「政商关系」调整以及「制度变迁与创新」。例如,推动EOI模式,需要从农村挤压出「剩馀劳动力」(农民工),也同时需要中央层级配套的外汇制度改革与税收制度改革,这两项都从1994年开始进行。  而在区域或地方层次,工业化的机构建制,涉及到各地竞相「辟建开发区招商引资」,这样的「政治经济行为」需要在地方层次上取得「认知正当性」方能推行,其中更牵涉到制度学习、模仿、与传散的过程。 


上述两阶段之间,除了连续性的演变,也有断裂现象。「EOI模式」在第二阶段面临「动能耗竭」,包括出口市场的饱和与竞争、加工贸易政策转向、「剩馀劳动力」耗竭导致的劳动成本增长、环保标准提高等问题。在此宏观变化下,台资在中国的营运,也面临新的情势。以往只靠台商与地方官员交际,便能运作顺畅的「关系政治」,如今不再无往不利;市场政治里的权力位阶关系,更拓展到国际买主、代工台商、地方政府与农民工等多方行动者之间的竞逐。2000年之后,中央政府主导查税行动,开始介入地方政商关系的共谋结构,意图增加其利益分配的份额;同时,由劳工运动施压而来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却让国际买主藉由「转包」,转嫁责任到代工厂身上,意外地造成部分工人的利益损失,这些新的情势,使得中国劳力密集加工出口业之经营环境产生剧烈的变动。 于是,过去几年来,广东台资历经了快速的组织调整与迁徙,一部分内迁至内陆省份,一部分则外移至越南、柬埔寨,缅甸则在晚近成为「冒险新乐园」。


在「双螺旋运动」的「作用力」中,社会领域和文化场域如何与政治力与经济力互动?如何激发对应或因应的行为模式?例如,中国庞大的文物遗产,不论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财、或是晚近「发明的新传统」,在各级政府创收与寻租活动的驱力下,展开以「合理利用」为论述,而竞逐地方文物治理、以及文物商品化的建制。这是「权力创生资本」的一种典型操作模式,也是权力资本对文化领域的外延作用力。  类似的驱力,也表现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的改造,催生了一批由「农民身分」转化而成的「收租阶级」。  农民身分是毛泽东时代,政权为控制人口移动并加速国家资本积累而设计的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在市场经济发展与都市化转型过程中,一批在工商业发达地区的农民,成为了坐收租金的新阶级;而「集体产权」的制度背景造成了村民「再集体化」的现象。这个变化过程,体现了制度论研究取向中的路径依赖特色。农民收租阶级,也是权力资本逻辑运作下的外延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深刻影响农村菁英的流动过程。村干部(政治菁英)地位的取得,影响因素包括人力、政治、社会、资本等各类「资本」,以及村集体的民主化程度;而成为经济菁英的主要因素在于「人力资本」,以及是否身处「经济快速成长」的村落。  另外一种与权力资本发生互动的模式,则是充满对抗性的社会抗议与维权运动。因为国家或资本的掠夺──或者更经常是,国家与资本结合而成的双重剥夺,使得社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反抗行动。中国每年几十万起规模超过百人的「群众事件」、蔓生中的维权社会网络、以互联网为串流载体的网民「围观」世界、强调社区环境生存权的中产阶级反PX运动、非干部农民争取土地利益的乌坎事件,皆可视为对「权力资本双螺旋」的反扑。但是,这些反扑行动(或反作用力)都要置于具体时空与人文脉络中分析,才能掌握作用其中的「因果机制」。


一党专政的逻辑


中国的公民意识在威权镇压下缓步成长,社会也无所不在地反抗权力资本,凸显了政权的正当性危机。中共政权位处双螺旋的核心,过去几十年,不断针对新的情势作出回应,发展出所谓「韧性威权主义」的现象。  中共有相当能力对升高中的社会抗议,作出正面或负面的回应,前者包括局部的行政改革,以吸纳民怨;后者则包括维稳体制的强化,增加镇压恫吓能力。在这一系列复杂的策略互动过程,逐渐隐现了某种「共和国逻辑」,强调宪政论述与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与监督功能,以有别于中共传统的「党国逻辑」。党国的本能是追求一党专政、政权存续。近年来,中共善于利用「共和国逻辑」,使用变相吸纳与管控打压的双面策略,反而巩固了党国逻辑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徐斯俭) 


一党专政的另一个内在逻辑是:权力继承者由统治团体内部产生。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被引入社会主义体制,「政治经济景气循环」(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的现象就可能变得显着。就一般理论而言,导致PBC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行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同样的行为模式,中国与西方选举民主国家存在显着差异。在民主国家,主要是现任政策制订者,为达到胜选的短期政治目的,所引发的讨好选民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在中国,主要是每五年中央政府「换届期间」,集体领导控制投资扩张「暂时失灵」,地方政治菁英趁势增加投资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PBC的存在,可以佐证「政治制度」对政治菁英行为的制约有强化的趋势。  中共是一个没有「选民」的政权,其权力继承的运作,乃通过自我指定、自我再生产,但是中国特色之PBC现象的确认,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或这类)政权内部博弈的行为机制,及其「演化」的轨迹。


一党专政的「历史使命」是「富国强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中国究竟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或回返传统的「天朝体系」,学界尚争吵不休,但一个总体趋势是:中国的国家机器「中央化」与「集权化」能力在大幅度提升。其中,国家对于文化场域的驾驭与引导,便是此霸权工程的一部分,「汉字罗马化」可贴切说明之。汉字罗马化历史悠远,最初来自外国传教士之手,历经多方力量角逐;即使中共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出台,汉语拼音还是要等到七〇年代中共加入联合国之后,才取得主导性。结合刘禾提出的「跨语境实践」以及Bourdieu关于「实践」的分析概念,汉字罗马化乃是资本转置与符号权力斗争,透过政治与文化场域所呈显的结果/实践。汉语拼音作为「跨语境」的「实践」,带来的不只是一种新的意符与意指的对应关系,更蕴含着一整套符号权力的建立与事物秩序的重组,成为国族建构中的重要力量。而且藉由专名战争、改变分类法则与书写规范,建立并影响了国族观与世界观。 


「台湾因素」的样貌


中国国力提升,台湾也笼罩在其权力资本双螺旋的辐射之下。两岸关系一方面是中国这个复杂系统的「外延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其复杂性的一个「构成元素」。


「中国因素」对台湾各领域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语言文化、消费、家庭、亲密关系,正以显着速度发生。而「台湾因素」则从相反方向,影响着中国的动向。从原初的动因分析,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开始的两岸关系,是由台资西进所拉动。投资触发了两岸贸易与人员流动,而贸易与人员流动又牵动了移民与社会网络的变化,对家庭与亲密领域的作用也日渐明显。过去十几年,台湾学界关于台资与台商的研究,已经累积一定成果。在这个领域,通过台商网络进入田野调查,台湾学者取得「有利位置」(vantage point)。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快速成长中,台湾资本以及来自台湾的加工出口制造技术,扮演了重要角色。制造业台资(以及港资)进入中国的时间点,与中国提出东部沿海开放战略的时机吻合。从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制造业台资把资本、技术、管理模式、市场带入中国沿海;并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渐将此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向内陆省份扩散。可以说,学术界近几年争论的所谓「中国模式」,其中的一个构成元素,即是台湾资本的独特角色。


中国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仍然是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外贸平衡经常处于赤字状态,但从一九九〇年代开始,随着EOI模式扩展,迅速累积庞大外汇,到了本世纪初发生跳跃式增长(参见图一)。从这个角度观察,台资至少在「中国崛起」的前期,起了关键作用,但其「贡献」却经常被低估,或被忽略。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若要精准分析两岸关系,需要根据实际现状,将之界定为「跨国关系」(inter-state relationship),因为两岸关系牵涉到两部国家机器之间的互动。然后,在此分析基础上,再加上「变动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才能观察其「特殊性」。中国与台湾于2001-2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从WTO的角度,纯以经贸功能而言,ECFA乃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自由化」。然而,两岸间争论中的「国界」等政治问题,使ECFA架构徘徊在「WTO规范」与「两岸特色」之间;后续谈判之内容与自由化进程,也将充满不确定性。  例如,2013年七月,马政府与北京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在台湾引起巨大反对声浪,其中牵涉到「反民主黑箱作业」、「国家安全」、「弱势产业保护」、「移民」、「个资安全」、「所得分配」、「健保与医疗资源分配」等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服贸争议中,除了传统上的「高阶政治」(例如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阶级议题也进入了这个政治辩论的议程;来自公民社会的非国家行动者(non-state actors),也参与了「决策过程」。可见,除了以跨国关系分析两岸互动,还要在分析架构上加入「国家-社会关系」,至少在台湾这边是如此。


两岸之间「跨国性」的复杂互动,可另从「跨国治理场域」的角度一窥端倪。两岸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身分政治竞赛」。过去关于台湾人民「国族身分认同」的研究,大都采取主观认同调查。晚近,开始浮现从制度论角度,切入国民身分议题,探讨台湾人民进出中国或移居中国所衍生的国民身分认定,并置于两岸政治经济结构与全球化的脉络下考察。例如,台湾健保制度如何调适因应大量台湾人民居留中国所引发的问题,而这个群体如何「弹性」运用台湾的健保资源,就是分析跨国治理场域的切入点。台湾与中国各自「内政议题」的跨国化,是跨国治理场域的重要结构性特征;除非双方在政治歧异与主权争议上出现突破性的变化,否则,这样的结构框架将一直影响两岸间经济社会的治理机制。 


相对于政治与经贸,家庭、亲密关系与性/欲是两岸研究的新兴议题。全球化导致「时空压缩」,并重塑各层次社会关系的空间组合。相应于「全球城市」之间的亲近性,「家」的定义变得流动而难以固定。二十几年来,大量台商与台籍劳动者长期派驻、或定居中国,影响了这个庞大人口群体的「家」及其亲密关系。过去研究台湾经济起飞的文献中,已经确认了「头家娘」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浪潮下,「台商头家娘」随着家族企业的跨国化趋势,因而迁移、重置于中国。「小型企业跨国化+家庭重组+女性角色」,构成了引人的研究题目。台湾女性的跨国移动,产生一组有趣的角色对比:「女人公司化」与「公司女人化」。前者是「被整并的太太们」──由于丈夫的迁徙而迁徙,非志愿地卷入了跨国移动,也在被动情况下被并入全球化家族企业的生产过程;后者是「被头家娘整并的家族企业」──女性台商接管夫家的企业,或是自己新创企业,因而在跨国情境中复制或者「重新发明」了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双重角色,成为女性企业家。因此,跨国化并不限于阳刚化的空间剧本。在男性优势的跨国企业与社会关系中,女性仍有挥洒的空间。 


在一些发展情境中的国家,「色情产业」被想像为经济现代化的配套,有时更被建构为招商引资的先锋。1994年,笔者在河南西部一个亟欲发展的小型城市访问,当地政治领导直白地强调需要开发「红灯区」。在当时的内陆省份,红灯区的提法很前卫,但是在对外资开放的东部沿海,则早已灯红酒绿。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前沿,中国东部的经济开发区,很快成为「阳刚化、异性恋性化的玩乐场」。这个玩乐场,建构自商业取向的亲密关系,透过特殊的政经结构与制度支持给予运作上的便利,尤其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及其性别气质的消费,来形塑「跨国商业阶级」。对「入境随俗」的台商(与台干),酒色场所的中国女体,既满足其跨国的阳刚愉悦,也是其展演优势的跨国资产阶级身分的舞台;性化阳刚玩乐,化约为一种「跨国身分仪式」,台商通过这个仪式而展现其阶级认同。台商跨国商人阳刚气质的呈现,也是生产与再生产「两岸界线」的重要场域。 


捕捉中国研究的当代感


两岸互动的变迁,处在后冷战、全球化、第三波民主化等三股历史力量的汇合激流之中。两岸研究中,一块亟待探寻的矿藏是:跨国之间与跨社会之间的比较。两岸之间发展脉络的「可比较性」不低。以往已有学者注意到,两岸战后党国体制相似性所蕴含的理论意义。但双方各自的国家体制,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走向了分歧,中国的后极权政体面临1989年「革命危机」之后重新巩固了一党专政,而朝向「威权发展主义」;台湾的威权发展主义则在强人统治末期,在政治领域经历了民主化,在经济领域经历了「自由化」(去管制化、民营化)。


不同的政治体制塑造不同类型的社会不平等。政治体制如何回应自然灾难,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切入点。理论上,民主体制保障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公民社会得以约束国家分配救灾资源时所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反之,威权体制限缩了社会的自由空间,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国家干部拥有更多资源与权力,并且压制公众对制度重建的参与以及对政治责任的追究,因而扩大了原本存在的贫富差距。从中国512汶川地震(2008年)与台湾921集集地震(1999年)之灾后重建资源分配的比较,可以证实:与民主体制相比,威权体制所带来的资讯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问题,确实较容易扩大灾后的社会不平等与群众抗争。 


两岸之间的可比性,可涵盖跨社会层次的比较。这个层次的比较,可能帮助厘清华语社会的结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将东亚社会与全球华语社会纳入比较架构之中。例如,一个可行的题目是:台商在中国与越南(或东南亚)的比较研究。越南与中国一样,正在经历全球化潮流下的「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针对台商之组织行为在两地表现的异同分析,将拓展丰富的理论意涵。


本文从「权力资本双螺旋」入手,剖析中国/两岸研究的进程。台湾的中国研究社群,在民主化之后,经历了「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双重转型,也见证了研究者的世代交替。过去二十几年,各个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努力,提升了台湾中国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能见度。国立清华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创设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fCC)与「中国研究学程」,是整体学界致力于研究典范转型的一环。当然,CfCC的合作夥伴,不仅限于清大与中研院,还有多位来自其他大学的研究者。


本书所呈现的是「清大中国研究学圈」十年努力的一个缩影。本书之可能的理论贡献是,对所谓「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辩论,提供一个来自台湾的视角,一个结合了「台湾因素」的分析框架。「权力资本双螺旋」是一条导引的线索,尝试简洁地切入「中国崛起」的各种复杂、交缠的机制,也藉之探寻两岸互动与比较研究的方向。


然而,本书所揭橥的,不止是成果,而是许多仍待补强的研究领域与理论创新,等待着更多年轻而优异心灵的投入。


要捕捉中国之如泥鳅般滑溜的「当代感」,需要涉身与执着,而非追求速效的迎合。对台湾而言,最终,中国不只是研究对象,而是公共写作的主题;中国不只是一门区域研究,也是历史实作的场域。


(本文为《权力资本双螺旋》一书导论,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