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2014.03.12

中国民族主义已成了一个不同阶层都在参与并有所得的“正和游戏”,他们代表了不同追求,结合起来,就把民族主义构筑为一个复合型运动。


撰文:沈旭晖

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


随着中国国力崛起,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越来越炽烈,习近平上台后以“中国梦”为施政口号,更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然而民族主义毕竟是一个西方传来的舶来品,我们很难以现代民族主义、主权国家、帝国等概念,应用到中国古代朝代历史,而究竟什么是“中国民族主义”,亦一直言人人殊。有内地学者认为,世上没有“中国民族主义”、只有“中国爱国主义”,亦有西方学者直接把源自西方社会对民族主义的定义移植到中国。其实,这两极的取态都失诸偏颇,毕竟在当代中国,明显存在一种意识形态,不能单纯地以官方版本的“爱国”概括,亦不能简化地归类为由“民族”衍生。正如笔者在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所言,中国民族主义已成了一个不同阶层都在参与并有所得的“正和游戏”,而当我们按“民族主义者在追求什么”这个问题细分,可发现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有下列类型:追求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可称为“Realist Nationalism”(现实民族主义);支持中华民族所建立的政体及其强大的,可称为“Statist Nationalism”(中央集权民族主义);支持在国际社会推广中华民族代表的价值观的,可称为“Civic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义);强调血浓于水、坚持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地位的,可称为“Primordial Nationalism”(原始民族主义)。[1]他们代表了不同追求,都不能绝对主导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结合起来,就把民族主义构筑为一个复合型运动。


这样的中国民族主义复兴对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在国际学界、政界、文化界都是激烈争辩的议题。属于新左派或有中国军方背景的著作,不但高度肯定民族主义(或其所说的爱国主义)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性,更认为推广这一思潮是中国政府的基本责任,因为对内这可以保证国家的集权和执政能力、防范分离主义,对外这可以有效制约美国霸权,而后者不单是为了中国利益,更是中国崛起后在国际舞台的任务。持这类观点的著作有不少,除了家喻户晓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系列,西方学界更重视年前解放军将领刘明福出版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这本书开宗明义地说明,中国已是实质意义上的大国,为了制衡美国,中国必须向美国展示军事实力,不能单靠经济的强大来影响世界,这样美国就是要压制中国,也只能是“和平压制”,而不能是“军事压制”,中国就得到长期战略发展的机遇。这类思维,基本上和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学派一脉相承,都是认为中美大国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是为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因而就是明白民族主义有其危险、不成熟的一面,也应予以鼓励,否则不能对外施压,就等于断送对内的和平稳定。但上述逻辑的最大问题是,在现实政治的操作中,几乎不可能找到恰如其分的中间点:这派观点其实心底里不希望和美国出现硬碰硬的大战,只希望做出强势来保家卫国,但群众的民族情绪被煽动后,并不容易疏导。


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大多来自自由主义者,例如乐山主编的《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集合了萧功秦、秦晖、任丙强等众多中国自由主义者批判民族主义的文章,对了解其思潮就十分有帮助。他们大多认为,目前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排外、仇外、反霸,都是建立在一些假想敌身上,却不是着重对正面价值观的自我建设,乃至经常自我定位为处于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或根本否定有普世价值的存在),这样只会导致中国日后与国际社会出现正面冲突,而且与维护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制度背道而驰。这自然是针对了新左派基本信念的问题,但自由主义者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始终未找到一个合理的“中国公民民族主义”的框架,也就是说未有得到广泛认同的价值观既足以代表中华民族,而又能避免“狭隘民族主义”的流弊。无论是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还是学界提出的儒家思想,都难以与美国或英国建构的价值观相提并论,而要是自由主义者主张以民主、自由建设新中国,则每每被对手斥之为只懂照搬西方一套的崇洋者,这类标签确实令自由主义者难以得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认同。《潜流》收录的文章当中,李慎之的文章呼应了近年中国学界盛行对“天下”概念的研究,就相对能响应上述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原来就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相信只要找到当年的天下精神,就能一方面呼应中国人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与国际接轨。纵然再深化下去,“天下主义”是什么还是不容易得到共识,这毕竟是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除了在理论层面有不同理解,学者在民族主义的执行层面亦有大量不同意见,特别是针对“谁最能影响民族主义”的问题,论争就从无间断。传统学者大多着重研究中国政府、执政党、精英阶层对催生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导角色,相信中国民族主义始终是由上而下灌输的,典型例子是郑永年的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得到中国精英阶层的主动配合,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发展经济时,中央集权几乎是唯一方案;而在出现外来威胁时,政府也发现只要用政治化的手段,通过民族主义动员群众、落实其他执政目标,就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然而中国虽然是单一政体,但民族主义一旦激化后能否收放自如,令人有相当保留,当政府的道德力量下降,能否诱导民间的道德力量亦属难言,而中国群众对官方舆论导向的信任度渐趋走低,因此近年已越来越少学者单纯研究中国政府的角色。比起其他只强调民族主义由上而下运作的著作,郑永年的框架是最能和“由下而上”一派接轨的,因为他早已注意到根据以上公式,基层民族主义和国家层面的纲领是有潜在矛盾的,当精英阶层不能全盘控制局面,依靠民族主义发展现代化的策略就可能出现问题。


由于“由下而上”的民族主义是一片相对少被研究的处女地,近年新一代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学者,就更爱聚焦于探讨基层对不同案例的反应,特别是他们的利益、行为会否与官方的目标产生冲突,典型例子是Peter Hay Gries(中文名葛小伟)的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这位美国学者强调,当中国政府要在国际舞台通过洗刷百年国耻,来确立代表“正义”的国际身份,就需要民间的道德力量来配合,结果一般民众在推广中国民族主义的角色上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利用官方认可的这套民族主义话语,先得到一个保护网,再以政治正确的民族主义者身份,向政府和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的真正想法,内里固然有希望国家富强的情绪,但同时也有追求自身更大利益的计算。不少西方学者像葛小伟那样,认为北京对这种趋势感到忧虑,因为它反映政府正丧失对民族主义的绝对控制权和话语权,而从近年的反美、特别是反日示威可见,民众的情绪并不能由政府轻易控制,不少过激行为都不是政府乐见的,假如趋势持续,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是隐患。葛小伟的著作值得参考之处,在于他并非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民间和政府放在非黑即白的位置,而是详细分析了两者的博弈,以个人的日常生活为纲领,去证明群众如何通过“爱国”来扩权,而又能同时维系对政府的权威。


然而就以上的平衡点能否长期支撑,不少研究员殊不乐观。由于在中国难以进行大规模、具公信力的民调,近年相关调研的另一趋势,就是研究中国盛行的“网络民族主义”。这是因为在网络社会,中国人民的言论相对自由,既能提出比政府更激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也可以“拿着红旗反红旗”,暗中(安全地)批评政府。尽管研究员难以排除“官方网络监察员”的影响,但网络确是了解中国民族主义民情的一个有趣途径。较早大规模研究这课题的代表人物是新闻工作者出身的吴旭,他在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一书提出,网络民族主义已成为“中国新民族主义”,由精英大学生蔓延到全民,并已成为中国政府的双刃剑,甚至有可能令百姓在未来逼使政府分享权力。然而以网络为文本,也有其明显局限,当中国人的日常身份和网络身份的行为出现极大落差,网络民族主义就往往夸大了实情,而从国际例子可见,网络“上线民意”受教育水平、年龄层、生活习惯、政治取向等影响,可以和“下线民意”产生极大出入。而且网络民族主义是否真的有影响力这问题,恐怕是永远难以有足以量化的答案,假如中国网民的心态只是要发泄,网络民族主义的“扩权”效果可能是具欺骗性的,当他们不能证明自己真的对决策层面有具体影响,表面的激进,乃至他们离开网络、参与示威的激进,也可能会慢慢变得仪式化,反而会成了协助政权维稳的工具。


由此可见,以上的框架并非互相排斥的,而是分别诉说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这“复合运动”的不同面向,唯有将他们并列,才能接近真相。毕竟时至今日,中国民族主义已不能再被任何一个阶层、立场垄断,但无论是政府、知识分子、商业机构、平民百姓,都已无可避免地参与进这个游戏,并尝试通过这个平台,影响中国的内政、社会、文化和外交。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恐怕是无可避免的,年均增长7%—8%是不可能的,当增长放缓,社会其他各种矛盾被激化,而国企、贪腐等结构性问题未能解决,北京诉诸民族主义团结国民、确定政府统治合理性的做法只会越来越显明,民众通过“爱国”来表达其他意识的倾向亦只会越来越露骨,届时围绕着民族主义的争议,可断言会越来越多。如何在这情况出现前,引导中国民族主义向公民民族主义主导的、非外向型的方向发展,正是世界各国越来越关心的议题,而这不但是中国政府的要务,也是大中华地区广大知识分子群的时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