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遗稿研究(1)林昭何以能在狱中写作
2014.02.25

林昭遗稿研究之一

提篮桥里的狂人日记

——从《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到《灵耦絮语》

撰文:艾晓明

1967年11月1日,林昭被囚禁于上海市监狱(俗称提篮桥监狱)。自当年5月以来,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林昭被禁止会见家属。她多次写血书,加以绝食抗议。在这天给母亲的家信中,林昭对自己的狱中抗争做了这样的表述:


昨晚以书面送达和口头朗读的方式公布了我的血书声明。从今天起我对他们的斗争又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我决定更加有条不紊地来写这些血书抗议家信以便来日在我的个人文集“自由书”中专成一辑,我已经给它们起了一个总名:“致母亲”。


林昭所说的个人文集“自由书”,其中有一部重要文稿,即《灵耦絮语》。其中,林昭宣告:“这就是我们自由书的爱情篇!”我请友人查阅林昭妹妹彭令范女士捐给胡佛研究中心的林昭遗稿,就其目录来看,《灵耦絮语》不在其列。


也许是命运注定,也许是天意;这部遗稿,一直保存在中国,在林昭友人处珍藏多年。遗稿中恣意畅想的爱情故事,敞开了林昭囚徒生活中艰难而独特的精神世界。


这部遗稿以对话体展开,两位对话者即灵魂的伴侣,一位是林昭本人,另一位是已故上海市长柯庆施。这样两位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人物之间,怎么可能发生一场爱情绝唱?几十年来,有关林昭的纪念文章很少触及这个问题。诚然,《灵耦絮语》一直是被小心翼翼地保藏着未有公开,这限制了人们对林昭的理解;但是,已经公开并在一年多前即可从网上查阅的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以下简称《十四万言书》)中,已有相当多的篇幅质疑柯庆施之死因,更有林昭决意与之冥婚的表白。假如读过林昭此后所写的狱中日记和血书家信,就更能看到,作为爱的寄托和灵魂伴侣,这个人物一直伴随着林昭。也可以说,《灵耦絮语》是理解林昭的一个密匙。


我们还必须记住,《灵耦絮语》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它是在极端不可能的情况下产生的著述。在思想专制极其严酷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监狱里,一个被判处20年监禁的反革命犯,怎么可能写出十几万字的长篇絮语?何况林昭写出的还不止十几万,她总共留下了几十万字写于监狱的著述。要谈到文稿的传世,不能不首先探索这个问题。


一、林昭何以能在狱中写作


文革中因反“十六条”被捕的政治犯刘文忠先生曾和林昭同样关押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其后在上海市监狱服刑。近期他在回忆文章中谈到林昭何以能在监狱里写作。他写道:


其实,我不能想象林昭怎么可能长期写日记并保留下来的。犯人特别是政治犯平时不可能有笔与纸,只有写交待材料或要检举揭发别人,才能经获准拿到笔纸。另外,狱内几个月定期抄监基本上片纸不留。政治犯和外籍犯中有背景、有特权的人多得很,但没有人能在牢房里写有损共产党的任何文字,就算是为了收集置林昭于死地的材料允许写,也不可能允许她写这么长这么多。日记中那么多对毛谩骂,以及恶毒攻击的“防扩散言论”,一次就够杀头了。监狱怎么会容许林昭长期写十几万字如此激烈的文字,并能让家属领出?不合情理,也根本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狱吏包括训导员、所长与审讯员都认为林昭疯了。


刘文忠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它正是以往的研究者感到困惑或者有意回避的。但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林昭怎么可能坚持写作至死不渝;第二是林昭所写下来的是不是疯话;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今天我们该怎么看这些作品,它会影响我们对林昭已有认识或者评价吗?


笔者在2004年春第一次看到胡杰先生拍摄的《寻找林昭的灵魂》,后来向他借阅了他依据拍片的十四万言书手稿复印件。这部手稿原来保存在林昭舅舅许觉民处,许先生为了出版纪念文集,委托甘粹先生整理。胡杰复印的手稿本即根据甘粹先生的复印件再复印出,甘粹先生根据手稿逐字抄写,这是十四万言书的第一个整理稿。


我看过纪录片,再读手抄稿,第一印象是,林昭多处提到独夫毛泽东对她的审判、逼迫,但对此又表述不清,我感到缺乏其他史料佐证,令我难以确信。再则,全篇有大量篇幅表述对柯庆施的生死恋,其热烈、执著,也令我感到迷失,一时捕捉不到其中的逻辑。正如和林昭友人谈起这封长信时我说,十四万言书与其说是呼吁书,不如说是一部意识流作品。其中有大量的联想、超出诉求外的日记体记叙,行文跳跃,浮想联翩,又夹杂了诗词等不同文体。以林昭的洞察力以及新闻专业的写作能力,如若有明确的现实目的,给上级机构上书,一、二、三言简意赅,何至于写出十四万言书?


去年底以来断断续续校读《灵耦絮语》,为理解这部作品,我重读了十四万言书。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按照我们想象中的林昭形象去理解林昭,而应该尊重遗稿本身。简言之,不能把其中难以理解、核实的内容排除出去,更不能漠视林昭冥婚想象的大量文字,脱离这一语境来提纯林昭。其实林昭不需要提纯,她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我们不能将她形塑为一个今人欲望的对象,以之填补今天中国人缺乏勇气的人格空白。如果我们那样做,不仅筛除了历史的复杂性,而且,我们也对历史上反抗者的独立人格缺乏尊重。说到独立人格,我认为,它的独立不仅在于政治立场、思想态度,而且包括独立的心理结构。如果漠视其特立独行的心理结构,那也会把反抗者同质化,其结果则是否定了个人可能的、独特的反抗方式。而在极权政治的处境中,没有个人,取消个体的反抗,那就等于没有反抗。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我觉得,林昭十四万言书的逻辑就逐渐清晰起来。它至少对我们今天感到困惑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回答,我下面先从其中的相关记录来看:林昭的写作何以成为可能。


1、以血为墨,永志弗忘


林昭大量写作,开始于她的第二次入狱后。林昭1962年3月假释出狱,当年11月8日再被收审(对她的起诉书上写的是12月23日,林昭在十四万言书中对此有更正)。这一阶段的生活,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前9个月,她被寄押在上海市监狱。二、1963年8月8日,林昭被移解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在此一直羁留到1965年5月31日宣判。这期间近两年,历时21个半月。三、宣判当日,林昭被移送上海市监狱服刑,直至1968年4月29日遇难。再回提篮桥,大约三年时间(差一个月零两天)。


有人看到林昭十四万言书曾推测,林昭可能真是毛泽东御审要犯;因此她得到特殊的政治待遇,可以写作度日。但我根据林昭自己的记叙判断:林昭的写作自由完全是她自己争取到的,尤其是取血为墨,这是狱方无法攫取也无法禁止的资源。林昭也曾偶尔得到过纸笔(值班看守有时给犯人钢笔墨水,犯人用来给家属写个人需求的接济单;林昭以写给狱方的材料为名留下)。但纸笔常常被拿走,如在这封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的第一页中她就写道:


这个奇怪的读者——从第一次给你们写信我就已经坦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你们这统治下的一名反抗者,而且正在牢狱之中——于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二月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期间曾两次给你们写信:信是以自己的鲜血所写,因为当时我被非法地剥夺了纸笔!


十四万言书有八篇附录,其中六篇都是血书。我们看到的手稿是林昭根据血书用钢笔抄写的,但她在标题后面加括号注明为“血书”。根据她的记载,其血书原件应该是交给狱方的。这些篇目分别为:《附录之三:自诔》(一九六四年二月  血书)、《附录之四:血诗题衣(九首)并跋》、《附录之五:祭灵耦文(血书题衣)》、《附录之六:“起诉书”跋语(血书)》、《附录之七:判决后的声明(血书)》。


取血为墨,昭显了林昭不惜牺牲的写作意志。从林昭自述中还可看到,她不仅血写控诉信,而且血书在囚室墙上、囚衣上和报纸上,甚至滴在作为囚粮的米汤上。而且,她执意让监狱所有见得到她的人面对这些血写的抗议。附录之八有这样的记录,一件血衣,林昭穿了9个多月:


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白练。八月下旬某日重遭女监众鸨婆榜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写。左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图穷匕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脉管所沾染。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萱亲胞弟,觌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将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


“永志弗忘”四个字,彰显了书写和记忆的意志。也正因如此,林昭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文稿,在十四万言书中她记叙了纸笔被收取的日期;而对已完成的文稿,她反复誊录。写于1963年11月的《囚室哀思》,林昭在1964年3月、1965年2月和8月,分别誊写了三遍。《疯话》她写了两份,“一式一样都是血书”。


2、“屡被非刑,百般惨毒”


狱方对林昭的血书抗议绝非宽容大度,特别是在第一看守所的一年零九个月里;林昭写道“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於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


从林昭遗稿(《灵耦絮语》)记叙中可见,林昭被送往监狱服刑后,因为是二十年的长时期,在1965年5月至1966年3月一段时间内,她可以和其他犯人一样看电影,能在图书馆里借阅图书,也有纸笔可以在规定时间写家信。她的十四万言长信和近二十万字的《灵耦絮语》都是在这段时间所写的。在十四万言书中,她痛切控诉了在第一看守所受到的残忍对待:


而贵第一看守所对于这个负病已久体质十分衰弱的青年——通常我还只不大愿意强调自己的性别,尽管在文明人看来那也必然要被列为不可忽略的一点事实!——又作下了一些什么呢?不计其数的人身侵犯!骇人听闻的非刑虐待!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天哪天哪!真正地狱莫及,人间何世!而当这个被百般惨毒折磨得忍无可忍的年青人为此提出激愤的抗议时,人们竟还恬不知耻地答道:“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怪得这个吁天无门茹痛莫诉的年青反抗者到了最后要口出不逊而请问:“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林昭遭受的虐待还包括剥夺囚犯日常生活所需:


不与流质而强作鼻饲至于折磨得人吐血,用来沙尔溶液浸泡鼻饲之橡皮管以加深机体部分感受的痛楚或兼作某种可疑的威胁(种种见附录中《起诉书跋语》所载),一再悍然强行取走借与的被子使之受冻不得眠息,又非法而更无理地扣留着个人原在狱中日常穿着使用的一应衣裳,以至于屡索不给,甚至区区一把梳子都讨要了十八天方始取得,才一梳而日夜滚在灰土积尘中纠结不解的头发如团团乌云应手而下。


林昭记录了她所受酷刑的日期与经历,为我们研究极权时代的监狱生活留下了人类学意义上的范本。1964年整个夏天包括酷暑的日子,她都在镣铐下度过(从5月20日到9月7日)。1964年严冬,从11月9日起,她第四次被戴镣铐,之后她绝食十天,并在11月10日以玻璃片割裂左腕求死。这次镣铐时间长达六个半月,一直延续到1965年5月26日,即林昭受到宣判的前三天。


尽管看守所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施来对待林昭的不屈服,却都没有达到目的。林昭不仅宁折不弯,而且穷尽一切可能辅助笔墨。林昭批判极权暴政的犀利和深刻,就四十五年之后的言论尺度来看,依然有着空前的爆破力。她以笔为旗,彰显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在狱方所写林昭由二十年有期徒刑改判死刑的加刑材料中,如此记录了她在第一看守所写下的控诉:

    

污蔑人民公安机关是“秘密特务”,是“你们党内杀人不眨眼的太上皇”给了她“许多令人发指的非刑残害的暴行”,使她遭受了可怕地残忍而阴恶毒逼迫、折磨与摧残”。


还猖狂地在一所监室墙壁上涂写“暴政必败,自由万岁,控诉无理迫害,抗议恶劣虐待”的反动字句。(摄有照片)狂妄地叫嚣“只要存口气在,能够保卫多少,就要保卫多少”,“既有神圣的自卫权利,岂无神圣的报复权利?”嚣张之极。


按照文革前的意识形态管制,任何一个还希望活着出狱的囚犯,都不可能如此作为。但林昭立志殉道,她视死如归。在另一篇写于1966年的笔记(《练习三》)中,她写到宣判后被移送提篮桥监狱服刑第一天的情形:


刚在此地吃过一餐晚饭进监门,怕还不到两个小时,而夜间那一场痛切悲愤至于声泪俱下的公开控诉已使闻者震惊得瞠目挢舌。后来有些难友悄悄地告诉我说:当时震惊了她们的除掉我所直揭无讳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本身而外,就是我种热血愤涌凌厉无前以至锐不可当的意气。“那怕隔远着听不清楚你的说话,听听声音也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完全不顾生死!”


也许是这样的。所以才连穿制服的人们都弄得十分被动而摆不开多少威风。当时林昭的行动,一切遵照着强烈的直感的本能而排除了任何利害思索乃至排除了推理过程!不顾生死当然是!在第一看守所特别后期那些无任惨烈的日子里,林昭早将生死两字置之度外!


行文至此,我要回到前曾引述的刘文忠先生那段话的结论:林昭能在狱中写下那么多文字,“只有一种解释,狱吏包括训导员、所长与审讯员都认为林昭疯了。”我推测,为让林昭安静下来而不至于扒着铁栅门高呼“反动口号”,做出更激烈的抗争;也为限制她对其他犯人产生的反改造的影响,还鉴于林昭根本不可能屈服的态度,狱方才对林昭的写作行为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3、“寸心之悲愤冤苦沉痛激切”


林昭的坚持,也挑战了她自己身体承受力的极限。信仰和现实的激烈冲突,在她内心留下剧烈的伤痛感。林昭在《血衣题跋》中如此写道:


寸心之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


林昭血书的同时还经常绝食,在上海市监狱寄押其间,她曾绝食一个月。以后在监狱服刑时,她也在安息日禁食。她原本负病,发病时高烧吐血,但她拒绝服用狱方提供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她的体质也更其衰弱。而且,监狱环境是怎样的冷漠和泯灭人性,从对林昭血书的冷嘲也能见出一斑:


天知道!我是如此地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血!犹如一九六二年冬天初来此间(上海市监狱,那时算是未决寄押)之际人们对于我写血书这一举动所说的冷酷至于毫无人味的话那样:“一个人身上有几千C.C.血呢!流出这么一点不会死的!”上帝啊!作为人,我们这个躯体之中所蕴藏的血可能是太多一点了罢?想想看!一个人身上竟有几千C.C.之多的血!……有几千C.C.的血呢!好极了,够我这么慢慢流的了!(十四万言书手稿第75-76页)


林昭描写了不同看守对她的态度,有的坚决不收她的那些充满攻击性的文书;还有的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取闹”而将血书收走。但所有她要求寄给人民日报、上海市市长的控诉信都被尽数扣留在监狱里;并作为给林昭加判死刑的证据材料。1966年12月,狱方就林昭“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第一条即写道:


一、疯狂地攻击、谩骂和污蔑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

关押期间,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为反动、极为恶毒的信件、笔记和日记,疯狂攻击、谩骂、污蔑我党和领袖,甚至在与工作人员谈话和犯人中公开进行谩骂。


污蔑、谩骂我党是“魔鬼政党”,“楼梯上打架的阶级斗争理论制造者”,是“极权暴虐只知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亡人马克思的一帮无赖子孙”。污蔑我党是“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统治全党”,“党内生活极端专制、黑暗、败坏,连封建君臣之间进谏、纳谏的一点民主也没有”。疯狂地叫嚣要“党员在公共厕所捡些破草纸糊起脸壳来”。


丧心病狂地谩骂我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所谓“魔鬼”、“暴君”,“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等等。一再叫嚣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和毛泽东斗争一天”。


将林昭遗稿和监狱的加刑材料对照来看,我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在那里,一个要“救救孩子”的狂人,挑战五千年的吃人文化。面对强大的传统和深重的罪恶,这力量悬殊的精神对峙让挑战者痛苦得发狂。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这种被剥夺自由的苦难,是十四万言书的基本主题。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犯中,林昭也许是惟一一位如此强烈地描述了这种精神痛苦的作者。她把自己的命运看做敢于反抗共产极权的一代人命运的缩影:极权专制葬送一代人的尊严和幸福,破坏华夏民族的精神道德,并悖离人权世纪的文明。回顾青年时期追随共产党的立场以及反右以来与共产党的政治决裂,林昭痛陈:“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这样描述了内心的创痛:


……惨历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又断然不能任自己陷于麻木,为要脱出麻木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样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青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


相比同时代人,林昭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顽强而不可制服的勇士。有关林昭反抗思想的来源,钱理群、傅国涌等研究者和纪录片导演胡杰,都强调了她的人权理念、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基督教信仰。但我想补充的是,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林昭在十四万言书中强调,她的基本立场和决不折中调和的态度,“毋宁说是青春代刚毅热烈的气质”。她还写道:“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时而用以检验、分析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林昭所说的这种青春代刚毅热烈的气质,是对生命、青春的本能的热爱,是明辨是非的坚持和敢爱敢恨的赤子之心。在狱中日记中,林昭不时以小孩子自称,她也说到,她的很多行为,与其说来自政治经验或者理性计算;不如说是如同小孩子的直接反应(大意如此)。换言之,是她政治选择的感情基础。而感情原本是人性的重要构成,但它对理性的影响通常不被承认。女性主义认识论对此有很多探讨,将理性和情感对立以及重理性轻情感,有着父权制的文化根源。除此之外,我还认为,饱含父权制的极权政治又特别是排斥感情的。它将人们的同情心、爱憎全都组织到党国的控制下,成为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工具。因此林昭所调度的感性资源,在我看来也正是反极权的能量。而在狱方看来,这不仅大逆不道,而且也不可理喻。他们安排她去做精神病鉴定。林昭对此了然于心,她嘲笑地写道:


诚如某些人对我所说那样:十数年来在极权统治那窒息性高压手段之下,中国大陆上敢于面揭其短、面斥其非者未知有几!故在统治者眼中看出来这个愍不畏死与虎谋皮的青年人恐怕也确乎是有“精神病”的!否则又将如何解释自己掌着生杀之权的赫赫威势竟尔悲惨地失效这样一种令人遗憾的事实呢?


如果考虑到林昭那一代思想者都惨遭灭杀和放逐,再联系大饥荒饿殍遍野,几千万同胞遇难的历史事实,林昭这种疯话难道不正是稀有的理性而时代的精神正陷入不可救药的错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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