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殇:安康1983
2014.02.21

撰文:丁三


对刘丽英来说,1983年7月31日永生难忘。


那时,安康的几条老街,大多是青石板铺就的;沿街的小店铺,也大多只卖蒸面、炕炕馍之类的地方小吃。在秦岭的隔绝下,这个陕南小城破败而闭塞,“去过一趟西安就算见识了大世面”。


她家在北小街7号,巷口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一担水卖一分钱”。从早到晚,成群邻居在这里排队挑水,伴随哗啦啦水声的,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以及他们放肆而快活的哄笑声。在这样的背景中,刘丽英渐渐长大,“高中毕业,在印染厂当宣传干事,干部编制”。


从家里到印染厂,骑自行车大约十五分钟。八点上班,五点下班,日子周而复始,每月工资是五十二元。此外,正是依旧沉闷、然而渐渐清新的年份,烫头发、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乃至半秘密的舞会……也悄悄蔓延进这个偏远小城,蔓延进她的夜晚生活。这大约就是1983年她的生活剪影。


倘若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1983年将是一个极其寻常的年份。是这场大水让她连同这个城,连同城中的十万乡亲,都死去了、随即又复生。


惊变


洪水的发作,几乎毫无征兆。


入夏以来,雨水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安康城阴郁而潮湿,成片民居似乎散发着一股霉烂的味道,“一群群白蚁四处飞舞”;而城外,汉江水先是漫过鹅卵石河床,继而漫没了岸边的凄凄芳草。


“年年汛期,年年都是这个样。”二十多年以后,在灰色城堤上,75岁的池永兴大爷激动地指点着:“发大水的前一天,江水离这里还有七八米,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涨得这么高?谁能想到第二天就会发大水?”


正因此,洪水发作的前夜,安康街市依旧太平。恰逢周六,入夜后不久,男女老幼纷纷搬一张板凳,到邻居家观看风靡一时的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在“排球凌空多有力”的歌声中,没有人意识到,一个城市行将沦亡。


天际又一次露出鱼肚白了。刘丽英记得,那一天上午,百货公司照常开门,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营业员态度很恶劣,爱理不理的”;而池永兴、冀东风等诸多市民则谈到,直到中午时分,安康十万市民还照常休作生息。


炊烟伴着雨水,笼罩在这个小城的上空。当天下午,一个小花絮继续烘托着无处不在的升平假象:这一天,一个大马戏团从河南巡回演出到这里,“大约有四五十个人”。搭好帐篷后,几个化妆小丑不顾无休无止的雨水,在繁华的巴山路一带散发宣传单。一时之间,大群孩子乃至一些闲汉远远地追随围观,场面热闹异常。


在近乎荒诞的喧哗中,没有人知道,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汉江水已经暴涨了五六米。直到下午三点四十分,稀稀拉拉地散布全城的22个高音喇叭,才以急促而刺耳的声音,向十万百姓预告着这个城市的灭顶之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发表广播讲话的,不是地委书记强怀远,也不是行署专员张如乾,而是和他们同城办公的安康县长张子美。多年以后,时年17岁的王治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所住的红卫队(兴安公园旧址),“家家户户都装了有线广播”。正常播音中断后,“先是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接着才是张子美全城疏散的动员令。


在广播里,张子美的声音似乎“很嘶哑”、“很焦急”。他说,再有三个小时,“汉江流量将超过每秒钟27500立方米”,安康很可能被洪水淹没;他说,下午四点之前,地势最低的东关、西关两处居民必须“全部撤退”,而老城的几万老幼妇孺,也应当在六点之前“尽快撤离”;他最后呼吁,全城干部、“民兵”、青壮应立即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


顿时之间,安康小城一片混乱。


灭顶


首先撤退的,不是东关、西关两处的居民,也不是什么“老幼妇孺”,而是地委机关干部。在一小群司机和警察的帮助下,人员、家属、电器乃至家具和大小行李,被一一装上汽车,随后车队浩浩荡荡、绝尘而去。一个后来流传甚广的事例是,一名副专员甚至把家里的鸡笼子也带走了。


东大街52号一下子空荡了。随即,撤退潮流从地委机关蔓延开去,老城的42个党政单位,也纷纷加入逃亡的行列。一些人肩挑手提,一些人推着自行车乃至老式架子车,向人烟稀少、地势较高的安康新城转移。不过大半个小时,各单位的家属院也大致人去楼空,只留下满地狼籍的旧衣破物。


与几千名干部、家属相比,老城的近十万百姓,行动则要迟缓得多。


行动迟缓的一个原因,是城里的各类喇叭太少。为防洪安装的高音喇叭,当时大多已经拆除,只留下微不足道的22个;与此同时,安康279个大小单位,“也仅有31个安装了小喇叭”。这么一来,尽管东大街52号早已撤离一空,许多市民还是没有听到广播讲话。


更要命的是,大小干部争相逃命之后,广播局负责播音的几名工作人员也随着逃之夭夭。王治谈到,他们一家原本神经紧张,但广播传来沙沙杂音后,“我父亲以为,警报解除了,危险也过去了”。倘若不是当天傍晚,他的大舅不顾危险赶来劝说,“家里兴许也得死一两个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傍晚五时左右,撤往新城的居民“还不过两三成”。以安康电影院为例,当时这里正放映美术片《大闹天宫》,尽管疏散动员令已播放了两个小时,几条街道也开始渐渐慌乱,始终没有哪个人跑进电影院喊一嗓子。直到五点半电影终场,几百名观众才觉察到这个城市的异常。


六时许,洪水渐渐入城,但“街上还有不少行人”。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许多居民还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毕竟,这个汉江之畔的城市,经历了太多洪水进城、然而秋毫无损的时刻。以业已去世的冀文治老人为例,他的应对之举,不过是带着全家人把底楼的家什全部搬上了阁楼。当几个晚辈要带着他撤离时,他执意不从,理由是“有小偷”、“兴许会把家给搬空”。无奈之下,他的两个孙子,25岁的冀春雨和22岁的冀东风只好表示自己留下看家。


在形形色色的漫不经心之外,因为这样的顾虑而置身危城的,究竟又有多少人?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无论如何,在洪水入城的那一瞬间,依然留在老城的居民“至少还有一两万人”。


大约七时四十分,在自家的房顶上,冀东风看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滔天巨浪滚滚进城,“每一个浪头都有一二十米高”。不等他反应过来,他在西正街50号的家,那个带着阁楼的简易木屋,已经如同纸扎的玩具一般,在浪头冲击下顷刻间解体了。他脚下一空,跟着也掉进了无边泽国。


此时,王治和他的家人也刚刚逃到毗邻新城的北门。这一刻,他似乎听到无数人同时呼喊,“大水来了”。他们不敢滞留,又跑出几十步后,全家人回头望去,发现一个城市已经消失了:大水咆哮,水面上漂流着无数残垣断梁,而孤零零地残存在他们视野中的,只有一些四五层高的单位办公楼。


六时左右,刘丽英一家裹杂在滚滚人流中,撤退到了新城。然而,几十分钟以后,她翻检自己的行李,发现一本相册没有带出来。她不顾父母的阻止,又回了一趟家。当她手拿相册再次赶往新城时,她发现身边的许多人惊惶奔跑着,还来不及回头,一个浪头就已吞没了她。


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安康居民身陷大水。而在他们已成废墟的家中,日历正翻到这一页:1983年7月31日。


人祸


二十多年以来,关于安康大水的成因,始终很少有人关注。官方作出的解释是,当时汉江流域普降大雨,仅仅7月31日这一天,“安康降水量即高达91.7毫米”。换而言之,安康城殇纯粹是一场天灾。对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利专家语气含糊地表示,单纯的降水量,并不能解释十一个小时之内、汉江安康段暴涨八米有余的原因。而倘若洪峰流量是逐次增大的话,安康十万市民肯定会集体地、从容地逃生。


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初期,在三峡建设沸沸扬扬的论争中,另一名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早已驳斥了这个数据。


黄万里言语确凿地谈到,洪水前汉江上游的降水量,五日累计不过166毫米有余,7月31日这一天更不过区区27毫米。以这样的水量,制造这场空前浩劫不啻于天方夜谭。雨水至多只是这场浩劫的成因之一。


雨水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江流不畅。黄万里谈到,修建于1958年、位于安康下游的丹江口水库,在此前的25年使安康下游河槽不断淤积抬高,“否则洪水再大也可以从宽深的河槽里排出去”。也就是说,洪峰来临之时,江流不畅乃至下游倒灌,是安康几个小时内水位暴涨的主要原因。


又何止是这个原因?下游之外,还有上游。陕西省水利厅的一份资料明确记载,早在7月28日,安康上游一百公里处的石泉水库蓄积量即高达4亿9千万立方,当天水库曾开闸放水。随即,7月28日上午8时,当蓄积量又一次达到峰值时,“为确保水库安全”,再次“开五孔闸泄洪”……


如果说,安康大水因此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倘若当地官员尽早疏散市民,重大伤亡也就不会出现。问题在于,直到石泉水库开闸泄洪三个多小时以后,陕西省的一名负责官员才电告安康方面,“迅速疏散,做到不死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拖沓了大半个小时后,三四十名安康官员到底聚集在会议室了。然而,因为两名主官,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都不在场,没有人敢拿出什么实质性意见。


宝贵的四个小时,就这样悄悄流失了。直到行署专员张如乾匆匆赶到后,广播讲话才得以发表。安康万幸,几万人因此撤退;安康又如此大不幸,当夜色又一次降临时,这个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挣扎


落入大水后,冀东风接连吞咽了好几口水。幸运的是,在水中扑腾片刻,他就抱住了一根大木头,“不知道是谁家的房梁”。


四周是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借着远处的零星灯光,他依稀看见,大约有二三十人在附近水面挣扎着。他想起了和自己一起看家的哥哥,喊了一声,嗓子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喊一声,到底传扬出去了:“哥哥……”


混乱中,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回应着他。渐渐地,呼喊声微弱了,最终消失了;渐渐地,远处的灯光也消失了。黑暗无处不在,一个城市已经毁灭了,连废墟也如同梦魇。大地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冀东风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


他到底又一次呼喊起来。似乎,不远处有人回应着,声音朦朦胧胧;一声,又一声,似乎四处都有回应。他清醒了一些,也踏实了一些。他想,原来像他这样扶着房梁随波逐流的人,也不在少数;他又想,原来西正街的人没有死绝,东关一带的人没有死绝,这会儿还活着,那么总会有几个人能活下去。


又过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地,他笑出声来了。他想,自己可真傻,怎么忘了爷爷、父母和弟弟早就撤离到新城了,留在老城的人即便死光了,他们也能活下去的。对呀,怎么这么傻,别的可以忘掉,怎么能忘掉这个呢?西正街的人不会死绝,东关一带的人更不会死绝。成千上万的东关人,撤到新城的,没有七八千也有五六千吧?……


雨不紧不慢,始终在下着。浪头一个一个地打过来,他能够感觉到身体被大水越托越高。他想,老城被淹没了,但再大的洪水,也淹不到新城……冀东风后来说,“就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托着他的房梁,撞上了另一根木头。


那一根木头上也有人。冀东风不顾死活,伸出一只手试图搭上,他太想找一个人说说话了。显然,对方也在这么做,扑腾一番后,两根木头到底并拢了。


他的双手搭在两根木头上,对方也如此。记不清是谁先开口的,反正,他说了名字,对方也说了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接着,他说自己的外号是“钢槌”,而对方说,他的外号是“拖鞋”。两个小伙子嘿嘿地笑起来了,一条街上住着,彼此不认识,好歹彼此打过照面、彼此听说过外号。


对方说,你下手好黑啊,那次把某某打的。冀东风说,我从小习武,你不知道吗?对方似乎很不屑,说练家子对不会武术的人下手,很不地道。冀东风沉默了一会儿说,要是能活下去,我再不会跟东关……跟安康本地人动手了。


谈到生死话题,两个人又沉默起来。不知道又漂流了多久,冀东风说,这一回要能活下来,咱们拜把子、当兄弟,好不好?对方补充着:拜把子之前,彼此先拜对方的爹妈做干爹干妈,然后再杀公鸡、喝血酒。


两个看不清对方面容的人,就这么效仿演义小说的故事,彼此议定了彼此交情。而他们也果真活下来了,半夜时分,他们被浪头冲到了四层高的文化馆大楼边。楼顶上密密麻麻地蹲满了人,“大概有三四百个”,几只手电筒不断摇晃着。呼喊几声后,七八双手朝他们伸了出来。


此时,水面和楼顶之间,不过两三尺的距离了。


伤逝


刘丽英是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的。


浪头袭来时,她的脑袋被重重地砸了一下,“估计是飞起的房梁”,接着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在接连不断、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团绚烂的火光,“好像放焰火一样”。


这是一幅奇异的图景:瑰丽的火光,居然漂浮、游移在无边无际的大水中。火光照亮了水上的木料、垃圾、淹毙的畜生尸体,若隐若现地还有几具死者的尸首。更远处,视野黯淡、水天难分。


火光短暂。很快地,一切重归黑暗。她感觉到了雨,雨点冰凉。


爆炸声也短暂,一切又重归寂静。她微微抬了一下手指,发觉彻心的疼痛,并听到了自己的呻吟声。更重要的是,她听见边上有人在说话。


她问,这是在哪里?


一个人说,她醒了。另一个人说,哦,你醒了。还有一个人说,应该是在北门附近,我们这儿地势高,退水的话也退得快。


几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平平稳稳,也都空空洞洞。随即,他们又自顾自地继续聊天,没有人理会她。这个说,刚刚一定是电池厂爆炸了;那个说,奇怪,这么大的水,怎么就爆炸了?火怎么能烧起来呢?听着听着,刘丽英心里有数了,和她一起滞留在这个不知名的地方的,大约有七八个人。


七嘴八舌中,一个妇女嘤嘤呜呜地哭了起来,声音不大。几个男人也沉默了,哭声如同一丝游魂,在无边寂静中飘荡。刘丽英也有了想哭的感觉,“一个城市呀,一夜之间说没就没了”!二十多年后她谈到,她曾经觉得这个城市自私、俗气、落伍,曾经一门心思要远远地逃离,然而那一夜,“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城市消失的啊”。


那时她想,要不是亲眼所见,“可能会好一些”。


灰心塞满了胸臆,好像密密麻麻的野草,理了更乱。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妇女的哭声中,她听见有个男人唱起歌来。


这个男人唱的,是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曲。两三个月以前,这部电视剧曾让安康万人空巷,街头巷尾,从七八岁的孩子到三四十岁的汉子,人人嘴里哼的都是这首歌。这个男人唱着:“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他的嗓音粗砺、嘎嘶,不时地跑调,然而哭声渐渐消失了。唱完这首,他又接着唱起了《牧羊曲》,“日出嵩山岰,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刘丽英知道,这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


三两个男人渐渐跟了进来。刘丽英也想跟着唱,心里到底扭捏了一下。但她又想,唱就唱,怕什么?反正谁也看不到谁。她吞了一口唾沫,悄无声息地哼了起来:“……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满山飘,满山飘。”


天连着水,一片漆黑,小曲飘在水天之间。《牧羊曲》之后,他们又唱了下去,唱了一首又一首。那个男人会唱的歌,着实太有限了,几首流行歌曲之后,他居然领唱起了《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刘丽英很不乐意,她想,“怎么还唱这么土的歌呢”?


她反客为主了。她唱《乡音》,唱《军港之夜》,唱《酒干倘卖无》。她唱,“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很喜欢这首歌,然而不久前,作为宣传干事,她也在团委会议上宣布这首歌已被列为“禁歌”,要求大家不唱。那时候,底下吃吃地一片窃笑声。现在去想,禁止这首歌,是多么的没道理呀!曾让她恼火的窃笑声,又显得多么的自然、亲切。她唱,“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家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不知不觉,她泣不成声了。她知道,这是因为歌词里的太多词汇。安康,是你抚养我长大,是你给我一个家。安康,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但你却告诉我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


在一片低低的啜泣声中,她忽然指着远方,叫嚷起来了。


她叫着:“看,星星出来了。”


复活


星星出来了,雨也歇止了。成千上万的灾民,在风雨里或蹲或躺的,一个又一个地站起身来。人人沉默无语,犹如浮雕。在他们的身边,夜色渐渐地退潮,而在他们的头上,天际又渐渐露出鱼肚白了。


他们相互打量,一个个满脸泥污、衣裳褴褛。他们遥遥相望,不过几十米外,就是另一个如同孤岛的楼房,然而隔着水、隔着已死的尸体,咫尺恍若天涯。一个城市死去了,满目创痍中,大多数人还活着,活过来了。


他们到底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黑压压的乌云,也渐渐散开去了。在文化馆楼顶,冀东风听见几个老人窃窃私议,“今天可能是个晴天”。一阵风吹过来,许多人簌簌发抖。而天色大亮的时候,在几万双眼睛的注视下,又一次爆炸发生了。


这一次爆炸的是油库。冲天的火光中,几万人没有惊慌,没有骚动,仿佛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不过来自电影院的幕布。王治清楚地记得,在新城,在一夜未眠之后,他们全家目睹了油库的爆炸。他父亲看了一眼手表,淡淡地说,“七点了”。


接着是清真寺的轰然倒塌。冀东风所住的西正街,是安康有名的回民一条街,附近的清真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十一年(1583年),距此正好是四百年的历史了。这一天早晨,冀东风看到,它“直接就垮了下来”,从圆顶到柱子、基座,几乎同一瞬间土崩瓦解。而站在文化馆楼顶上的几十几百个穆斯林,没有祈祷,连多余的表情也没有,仿佛不过是一栋最寻常的建筑,如同消失了的那几万间房屋。


“不知道为什么”,冀东风后来谈到,那一天早晨,“安康始终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平静”。


不错,是平静。在各处楼顶上,一些母亲解开衣襟,给又渴又饿的婴儿喂奶;一群男人背对着背,让包围在其中的姑娘大胆地褪下裤子小便。没有什么人谈到可能死去的亲人,偶然的一两声哭泣,也消弭在无边的平静中。几个不晓事的幼童在人群里钻进钻出,仅仅在挨近楼边时,青壮年才伸出手去推一把,提醒一句“小心”。


即使看到形态各异的尸体时,也如此。


看到大批尸体,是上午九、十点钟的事情。“凌晨五点左右,水开始退去”,此时,一些民居的屋顶渐渐露出来了。一些尸体匍匐在房顶上,一些尸体紧紧地抓着门窗,还有一些尸体则相互抱在一起。他们大多肿胀得不成样子,远远看去,“也知道辨认不出谁是谁了”。


水一点点地消退,触目惊心的尸体越来越多。渐渐地,几条街道出现了,尽管是夹杂在瓦砾中。中午时分,一些木头排子游荡在废墟间,一些木头排子四处游荡着,那是撤退到新城的戚友、乡亲来迎接他们了。而下午太阳渐渐西斜的时候,在齐腰深的污水中,一些人更缓缓走动着。此时,在文化馆楼顶上,有人喊了一声:“咱们也撤退吧!”


青壮们护送女人、抱起孩子。陆陆续续地,几百人从文化馆大楼下来了,几千上万人从各处楼顶下来了。这一天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们有条不紊地撤往新城。


在位于新城的安康中学,冀东风见到了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含着眼泪说:“回来了?人还好吧?”


先期到达的哥哥冀春雨则说:“铁槌,活下来了?”

这一天傍晚,安康新城又有了袅袅炊烟。


大撤离


也是在袅袅炊烟中,大批军人先后赶来。


最早出现在汉江桥头的,是两个舟桥连和两个步兵连,500余名官兵。他们乘坐23辆卡车、携带24艘各类船艇,经过十四个小时急行军,于当天傍晚7时左右抵达安康。随后,总后26团、驻临潼四十七军的舟桥部队、兰州军区空军某部……陆陆续续地,几千名军人驻扎进这个已成废墟的城市。


直升飞机不断盘旋。在齐腰深的污水中,汽船、冲锋舟、橡皮艇……不时出没于各个街巷。一个个小分队被派遣到新城,进行灾民统计、分配临时宿舍,并负责发放第一批救灾物质。安康渐渐成为一个军管的城市了。


军管的标志之一,是处处可见的武装岗哨。


荷枪实弹的士兵,连夜接管了银行、仓库和各个商店。随即,码头、客运站、火车站、主要街道、几处高楼……也不分昼夜地轮流换岗。这个劫后余生的城市,因此惊魂初定,王治后来谈到,士兵们“很淳朴,也很和气”。


军管的又一个标志,则是一份语气严峻的布告。


退水之后,在几万间倒塌的房屋中,一些人翻检偷窃,一些人哄抢仓库和商店的物质,几个小贼甚至打起了死人的主意,在尸体堆里寻找着手表、金戒指……为此,入城之初,军管当局匆忙下达了一个命令:凡趁水打劫者,“一律允许就地枪毙”!


此后几天,枪声零零星星。冀东风曾亲眼目睹,“一个年轻人背着几捆布匹”,被士兵当场击毙。此后二十余年,他的父母始终强调他是被大水淹死的,“在街坊邻里,也始终抬不起头来做人”。


清除尸体的工作开始了。一群群带着防毒面具的军人,在废墟间扒拉着。一具具尸体,“起初用布裹着”,几天以后,肿胀不堪的尸体开始腐烂、恶臭,“只好用铲车处理”。几处临时停尸点越堆越高,断指、残肢四处可见,绿头苍蝇也被熏走了。


在残垣断壁间,许多失去亲人的居民静默无声地看着。按照军管当局的要求,他们戴了口罩,口罩上还涂抹着大蒜汁和烧酒。他们原本盼望,没有葬礼、没有棺木和纸钱,那么看一眼亲人的遗容也是好的。然而,他们的盼望又一次落空了,“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辨认不出来了”。

一具具尸体扒出、堆起,随即又消失了。没有人知道这些尸体怎么处置、被埋葬在哪里。先是有风声说,他们被集体埋葬在了体育馆旧址;继而又有传闻说,十里外的吉河镇有一个“千人坑”,他们大多魂归斯处……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没有被证实过。冀东风说,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秘密”。


猜测埋尸地之外,更加牵动人心的,则是遇难人数问题。清理尸体的一周,安康灾民没有间断地寻访着自己的亲友,一个个死者的名字出现了。以冀东风为例,他所在的西正街损失最为惨重,“仅仅知道姓名的街坊,死掉的就有七十多个”;不久后,他还将了解到,他所在的安康建筑公司六百名同事,也有五六十人像一缕轻风般消失了。


猜测不过就是猜测。大约8月9日,尸体清理完毕了,一个官方数据也随之产生了。“死亡870人、冲毁房屋3万余间”,是对安康城殇的统计。然而,它不是唯一的结论,更不是最后的结论。“加上外地人,死亡总数为1400余人”、“安康死亡1036人,合计死亡1600余人”……此后几年,形形色色的官方说法层出不穷,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一个数据最接近真实。


也是8月9日前后,在北京的严厉敦促下,撤离到西安、汉中等地的安康地方官员,开始陆陆续续地返城。与此相反,近十万劫后余生的灾民,开始踏上投亲靠友的路途。他们手持“灾民证”,携带简单的行李和人均一百元的救济金,从安康火车站前往秦岭以北,乃至河南与山西。


大撤离开始了。


重建


大撤离为的是避免瘟疫。接连几天,在士兵们的严密把守下,“安康火车站只许出、不许进”。一群群灾民络绎不绝地穿过站台,王治一家前往咸阳,冀东风一家去了河南邓县,外号“拖鞋”的张兴旺,则投奔远在山东临清的舅舅。在站台上,冀东风和张兴旺如同亲兄弟那样拥抱告别,而他们的父母,也相互以兄弟妯娌的名义称谓着。


一列列火车驰向远方,安康小城渐渐空荡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留在城里的几千人,大多是军人、医生,以及邮电局、供电局和自来水厂的职工。他们接受的任务,是恢复这个城市的生计,以便让灾民们尽快返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修缮房屋、连接路线、铺设管道,日夜不停地忙碌着……


渐渐地,一队队士兵撤走了,安康解除了军管;渐渐地,自来水管流出了经过漂白的汉江水,而电线也延伸进了一条条图纸上的街巷。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汽水、饼干、被服、建材,源源不断地充实进仓库。尽管安康依旧是一座死城,然而,有水、有电、有临时医院和厕所,还有一些口粮,只要人肯回来,不过三天五天、十天半月,它又会恢复洪水和灾难所不能抹掉的烟火和生气。


大约九月上旬,邮电局发出一份份电报,要求各单位的职工尽快返乡,“进行生产自救”。比起刘丽英、王治和张兴旺,冀东风回来得最早。那一天,在火车站出口处,在许多标识牌间,他一眼就看到了“安康建筑公司职工报到处”的字样。


五六十人死掉了,还有五百多人。作为建筑公司的一名机电工,他们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五层高的供电局家属楼。敲打声咣当咣当,接着,王治回来了,张兴旺回来了,近十万灾民陆续回来了。在满目创痍的街巷,街坊邻居不断探听着、诉说着、唏嘘着,不时抹去满脸的泪。


一个个简易窝棚搭建起来了。在东关、在红卫队、在残余的城堤下……窝棚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尽头。日子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又过起来了。一些孩子在窝棚里出生,一些老人在窝棚里去世,生老病死的故事没有穷尽地延续着。王治后来谈到,“大部分人家都在窝棚住了两三年”。


相较而言,冀东风一家要幸运一些。他们没有住窝棚的经历,而是搬进了新城北门6号,这里原本是他父亲所在的饮食服务公司的旅馆,“洪水过后不营业了,改成家属区了”。他们一家八口分到了三间小屋,并在里头住了整整四年。


四年间,他结婚、生子,并嫁走了妹妹、送走了爷爷……儿子出生的这一年,他分到了果园小区的一套房子。作为城殇之后的第一个大型社区,这套房子带有明显的救济色彩,“总共一万多元钱,国家掏三分之一,单位掏三分之一”。搬进新房子前后,妻子和他商量,该给儿子报户口了,是不是取名“冀新居”?他略略考虑后说,就叫“冀洪”吧,咱们这一辈子也没什么难忘的,除了在洪水里的那个夜晚。


不仅冀洪。那几年,许多安康新生儿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洪”字。而在他们咿呀学语的年龄,他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个句子,“发洪水的那一年”。比如跟父母上街时,倘若有人询问孩子多大了,他们的父母往往会这么回答,“发洪水那一年出生的”,或者“洪水过后两年出生的”。


“发洪水的那一年”,就这样成为安康的一个特殊记事年份了。与此同时,7月31日更成为一个最特别的日子。


大约是冀洪六岁那一年,有一天,他发现父母亲做了一桌子好菜。他问,今天是不是过节呀?冀东风说,不是。他又问,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吃的?冀东风没好气地回答,每年的今天,都有这么多好吃的,今年哪来这么多闲话?妻子赶忙抱过他,轻声细语地解释说,发洪水的那一年,爸爸妈妈都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


这一天,安康的日历,又翻到了7月31日。不仅冀家,不仅西正街、东关,也不仅是那一年,二十多年来,每逢这个日子,家家户户总要烧几道好菜,亲人朋友也总要相互叹息感慨一番。对摊贩、菜农以及禽蛋批发商来说,和元宵、端午、中秋没有什么分别,这一天是生意兴隆的好日子。


生意同样红火的,还有香烛纸钱商人。许多市民都谈到,和别的地方不同,“我们安康有三个鬼节,清明、农历七月半还有这一天”。


这一天,大约傍晚时分,一些白头老人会陆陆续续走出家门。在街巷、在十字路口,她们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倾诉。低低的哭泣声里,有的老人说,“崽呀,过年过节你要记得回来呀”,还有的老人则说,“家里平安得很,你放宽心吧,在那边好好过吧”。


天渐渐地黑了,哀声也渐渐连成了一片。纸灰飘上天空,渐渐混杂进城堤上的大片黑烟。每年的这一天,千米长堤总要聚集更多老幼,总有着更多的招魂、更深的思念。据说,在沉沉烟雾中,这一天经常会有一个老疯子大嚷大叫。他叫嚷的是: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应受访者要求,刘丽英为化名)


(本文原载《生活》杂志,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