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新知识青年的群体命运
2017.06.18

撰文:李志毓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青年是带动时代变迁的力量,青年的生存状态,常反映出一个社会的面貌,并与整个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青年与革命更有着密切的关系,每当一个社会遭遇危机,青年往往最先感受到时代的病痛。青年人热血沸腾,最容易接受理想主义和激进思想的感召,甚至不惜一切,投身流血牺牲的革命运动。1924-1928年间,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随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席卷了半个中国。这场最终使国民党赢得中国统治权的革命,吸引了大批青年投身其中。以往学术界对国民革命的研究,多只关注国共两党的政策、策略,涉及青年问题时,亦多从“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的角度入手,关注国共两党动员、组织、乃至争夺青年的过程,以及与青年运动相关的各种组织与制度实践。很少有人从革命青年的主体状态,从青年的理想、价值观念与生存境遇等角度,去观察这场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衰落,去探讨一个时代的青年大规模激进化的思想与社会根源,去追问青年在革命中的表现及其生存境遇。本文研究的是经由清末新式学堂培养、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染的一代新知识青年,他们投身革命的原因及在革命中的主体状态,以此探讨新知识青年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希望这一以青年为主体的视角,能在国家、政党、国共斗争的叙述模式之外,开拓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国民革命的兴起和衰落,同时,理解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投身国民革命的一代新知识青年的群体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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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4-1927年间,激进的革命思潮感染了全国的知识青年。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5月黄埔军校开始招生。随着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北京政治环境的恶化,全国各地的激进青年,源源不断地投奔广东政权而来。他们是国共两党发动组织农工、商民、妇女运动的主要力量。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各地国民党基层党部和各军政治部的主要工作人员,也是这些新知识青年。他们是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时期主要的社会基础。


虽然中共自称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但直到1927年以前,中共在知识分子之外的发展是相当有限的。根据中共1926年10月和11月《中央局报告》中对各地党部状况的分析,除了湘区、粤区——这两个中共最有社会基础的地区之外,在江西,“党员尽是中等学校青年学生”,北方区则“完全在反赤势力高压之下”。北京的党员大多数是学生,后来党的组织渐渐打入了中小学教员之中。在河南,只在学生群众中有一些影响。山东和河南一样弱。在安徽,“组织十分幼稚,分子多系中学校学生”。福建、厦门两地,则总共不过46人,“多系青年学生,抱英雄主义、恐怖主义观点,地方观念极重,且感情丰富,社会影响没什么,相互间冲突却极厉害。”


国民党早期的基础,在于海外华侨和清末的留学生群体。1924年1月,孙中山确立扶助农工、唤起民众的政策之后,两年内国民党势力蓬勃发展。据1926年1月7日谭平山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务报告中说:到1926年初,全国有表册可稽的国民党员约有20万人,内地加上海外,总人数估算有50万人。其中,广东省的党员“十分之八为农民”,广州市的二万多党员中,“十分之六都属工人”。但广东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广东的青年反而比较沉闷。此次大会的“青年运动决议案”中也说,在广州,“每次民众示威运动,都由工农群众公开领导,不独没有多的青年学生来参加,就是民党学生党员,亦多未与闻其事。”不过这种情况很快有了改变。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在广州召集全市青年,举行青年运动大会,意图吸引青年入党及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并派人到各学校,演讲青年运动的意义和计划。以后,广州的青年运动渐渐发展起来。在1926年3月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中,青年们举行了连续四天的大规模的演讲会和游艺会,每天派演讲队三百余队,散布全市演讲,夜间举行野火会。从1926年7月“北伐”出师前后,到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离粤北迁之时,广东的学生运动已全面纳入了国民党的领导。据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的党务报告,每逢节假日、纪念日、地方的各种群众集会,国民党的青年,无不积极参加,组织演讲队,配合文字宣传。还组织“宣传训练委员会”,举办暑期宣传训练班,开展“市郊平教运动”,设立平民夜校,组织了北伐青年工作团、党童子军等等。


在广东以外的其他省份,则“一切民众示威运动,多半在青年学生指导之下”。国民党“二大”的“青年运动决议案”中说:“青年运动成绩较好的要算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四川等处。惟共通的毛病就是仅仅限于学生青年运动。”郭春涛在大会上做的北京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中也说:在1925年孙中山北上之前,北京的种种运动,“参加者仅学生群众,其余各阶级之人可谓绝无仅有”。两年来有了很大进展,但国民党的活动与势力,仍“仅限于城市尚未及乡村,……仅及于青年学生及少数市民,尚未及于农工群众”。


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的甘乃光,在1926年2月-5月编辑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群众运动,在过去事实上就是青年运动,“更可以说就是青年学生运动”。近年来,工农运动渐渐兴起,且有蔚为国民革命主力之势,“然而此种工人运动,目下尚不过上海、广州、天津等有新兴工业及最大国家产业的地方;农民运动亦不过广东及河南、湖南、直隶三特别区之一部;其余中国各大都市及各省区,仍然只有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仍然为群众运动之主体。即在工农运动较为进步的地方,于青年学生仍尚未失却其地位之重要,盖教育工农,组织工农,领导工农,仍需助于青年学生。”



这份工作报告中,甘乃光总结了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之前,全国青年运动的组织和进行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从1925年孙中山逝世到“五卅”惨案发生这两个月间,国民党青年党员的人数剧增,以学生为最多。“五卅”运动及省港罢工之后,广东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工人忽然被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主力。于是各大都市的学生,特别是在国民党指导下的学生,纷纷投身于工农运动中,以从事工农运动作为他们在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工作,学生运动的重心也发生转移。自“五四”运动以来,学生运动的重心一直在北京,到“五卅”运动之后,转移到上海。广东的沙基惨案发生后,又现出向广东转移的迹象。


从各地知识青年参与运动的具体情况来看。北京是学生运动最多、力量最大的地方,北京的青年部组织学生运动委员会,在各学校和社会团体中吸收同志。从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到5月“五卅”惨案发生,北京的国民党员从二千人增加到三千余人,90%是青年学生。1925年10月反奉战争开始之后,北京学生和市民在国民党领导下,举行“驱段(祺瑞)”国民大会数次,以期实现“首都革命”。此后党员中就有了“学生革命敢死队”,“新军社”等团体的组织。在追悼郭松龄大会、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大会,讨张(作霖)反日大会及各种巡行示威中,青年学生都积极参与宣传,散布各种传单、小册子、画片数十万件。


在直隶和天津,因为北洋军阀势力太大,群众运动比较沉闷,主要是青年运动。国民军克复天津之后,开始有学生运动讲习班的设立。学术演讲会、青年社、学生协会、人权主义大同盟等组织一时比较活跃。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时,国民党举行五日大宣传,由青年学生组织讲演队,散布全市讲演,公开征求党员,结果入党者一千五六百人,中学生与小商人占30%-40%,还有占到1%的小学生。


在两湖地区,“北伐”之前,群众运动大都是学生运动。武昌学生联合会是湖北民众运动的指挥机关,每到各种纪念日,都组织群众,进行讲演,散发传单。湖南的群众运动也是以学生为中坚。湘南、湘西、平口浏阳湘潭等地,都有严密的学生组织,省青年部对于下级党部和青年团体,指挥自如。在湖南的“驱赵(恒惕)运动”中,国民党以青年学生为中心,号召民众开“人民代表会议”,议决赵恒惕走、唐生智来的种种条件,“且以直接行动的形式,迫赵出走”。可见当时湖南学生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力量。


关于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结构,曾有学者指出,在1927年国民党约100万党员中,学生占26%,军人占23%,自由职业者占12%,工人占11%,农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从学生所占的比例也可以看出,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主要的社会基础,是青年知识分子。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不能仅仅从人数或“青年运动”本身来衡量。事实上,在各种群众运动——工人、农民、商民、妇女运动及革命的军队当中,青年都是中枢力量,起着发动机一样的作用。根据研究者对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入学背景的研究:在有年龄记录的黄埔军校一期695名学员中,出生于1889-1895年,即入学时年龄超过30岁的,只有31人;出生在1898-1905年间的有616人,占学员总数的89%,他们入学时年龄在19-26岁之间,年纪最小的出生在1908年,当时只有16岁。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农民部、商民部、妇女部等革命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主要是新知识青年。在1925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11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三人年龄超过30岁,其余均在21-29岁之间。从1926年7月革命军出师“北伐”,至1927年7月武汉“分共”,特别是在两湖的农工运动高潮中,中央农民部、工人部职员迅速扩充。在1927年4-6月之间,有30名新青年加入中央农民部工作。在全部38名职员中,只有金肃凯、刘冠英两人是1924年即在部工作的“老职员”。有26人年龄在20-30岁之间,7人年龄在17-19岁之间。部长陈克文时年30岁。在中央工人部(附劳工通讯社)的29名职员中,除部长陈公博、秘书薛修之外,全部是29岁以下的青年。商民部的16人中,除部长王法勤、代理部长经亨颐、秘书鲁佛民、编辑干事王子弦之外,也多为19-30岁的青年。


这些数据表明,在20世纪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中,青年是主体,是中枢。革命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革命。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中的这个庞大的激进知识青年群体,正是国共两党真正的社会基础。是这些基层的知识青年,不远千里从全国各地来到黄埔军校,加入了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政治部。是他们曾拼杀在东征和“北伐”的战场上,让国民革命的火焰燃烧了半个中国;是他们在宣传革命,组织工会、农会,发动农工运动,将“革命”的意识传入广大的中国社会。没有这个激进的知识青年阶层,就不会有国共两党发动的国民革命,也不会形成这场革命独特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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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时代年龄在19-30岁左右的青年,大约出生在1895-1905年之间。在他们的幼年时期,适逢清末教育改革的历史巨变。1901年,清廷开始推行“新政”,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次年所有乡试、会试停止,新式学堂普遍设立,新式教育开始推广。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汪精卫、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相比,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接受了完整的新式小学和中学教育,传统文化的习染和修养较少。在他们的精神成长中,影响最深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深受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和个人解放观念的影响,对家族礼法的一切束缚,有着坚定的痛恨,热烈的赞颂个人解放。他们所共同持有的理想——通过思想的解放,以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新的生活,通过个人的解放,以达到整个中国社会获得新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陈独秀,在高举新文化的大旗时,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为青年们提出了追求“解放”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解放的时代”!而真正的解放,首先是“自我”解放。自我不但要摆脱一切经济政治社会压迫,还要摆脱伦理的压迫,要认定“忠孝节义,皆为奴隶之道德也”!解放,就是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自求解放,同时尊重他人之解放,既不受他人之奴役,亦不可以奴役他人。“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五四新文化这种对旧礼法、对道德的强烈反叛,对自我解放的热情歌颂,深刻的感染了国民革命一代的青年。同时,也使他们对于家庭和礼教的束缚,有着比实际的生活所施加的事实上的压迫更为强烈的感受。


在“解放”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还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遗产,这就是对青年、对“青春”的顶礼膜拜。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对青年寄予了无上的期待,他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导人李大钊,不但将“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寄托在青年身上,更从宇宙大化之周流运转、生生不息、更立不定、无始无终的哲学层面,将“青春”比喻为一种慷慨悲壮、日新又新的精神,说:“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青年不死,则中华不亡。李大钊热情的讴歌青年,称青年为“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不但将创造历史的使命托付于青年,还从宇宙进化的角度,论证青年反抗老年的正当性,赋予青年绝对的历史地位:


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老辈对于青年之道义,亦当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苟老辈有以柔顺服从之义,规戒青年,以遏其迈往之气,豪放之才者,是无异于劝青年之自杀也。苟老辈有不知苏生,不知蜕化,而犹逆宇宙之进运,投青年于废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对于揭反抗之旗之权利也。


这种对青年的推崇,对青春的歌颂,赋予青年对于老年的绝对优势,似乎青年便天然象征着“进步”,象征着“革命”。这种不遗余力讴歌青年、青春的新文化,为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提供了无比高昂的自信心和使命感。从1927年武汉政权时期流行的政治口号——“打倒昏庸老朽”也可以看出,以“昏庸老朽”作为“反动”的代名词,这背后的对青年的信赖和青年天然比老年“进步”的政治文化。这句口号也深得革命青年的拥护。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人员的朱其华便在回忆录中说,他来到武汉之后,看到“反对个人独裁”、“反对以军治党”、“打倒昏庸老朽”这三个口号,感到“总算是替我出了一口闷气。尤其是打倒老朽昏庸这一句,……更觉得有说不出的妙用。”


然而,虽然新文化赋予了新知识青年高昂的解放理想,但在现实社会中,他们的生活却常常陷入困境之中。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叶永蓁,曾以其个人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革命结束这十年来的经历,写成一部轰动一时的自传体小说——《小小十年》。作者借小说的主人公之口说:


现在社会对我只有残酷!我是生在这时代的,而这时代不能好好地供给我的需要。我需要智识,而这时代不能供给我智识;我需要工作,而这时代不能供给我工作;我需要爱人,而这时代又不能供给我爱人。……我拼命的想求得自己应得的智识了,而智识早被着少数人用金钱买去,又使我感到失望!我拼命地要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寻觅工作了,但工作又在哪里?现在社会对我竟这样的残酷,一切的一切,都不能有些许满足我。……我现在的义务,是推翻残酷的对我的社会!




这一段悲愤的告白,展现出作者对于二十年代投身革命的新知识青年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体认。作者叶永蓁,1908年生,原名叶会西,浙江乐清人。少年时先后就读于盘谷小学、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附小、温州第十中学等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后因恋爱受挫,愤然离家,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随军参加“北伐”战争,历任浙江警备师少尉排长,浙江省防军第一路军连营长参谋等职。革命失败后,叶永蓁脱离军队,从武汉来到上海,进行文学创作。1934年冬,再次投笔从戎,官至国民党陆军第9军第116师少将师长。《小小十年》描写了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心灵世界,也展现出二十年代知识青年在生活中普遍感受的压抑、愤懑,与个体解放的诉求。这种压抑、愤懑和解放诉求的交织,是促成其革命热情的最初动力。小说的主人公,因为家庭包办婚姻,不能与自己的恋人“茵茵”结合,而感到人生的痛苦,感到世界的冷酷!感到:


除了茵茵之外,仿佛“人”都是我的仇敌。社会是“人”组成的,所以社会的制度是由组成社会的“人”所创制;社会的制度害了我一生的幸福,这简直是“人”都在共同欢笑着来埋葬我。在夜阑人静时,我想起来真是异常愤怒!血液都涨满在血管里,的确想砍死几个人给自己来出气。祖父同母亲都是很爱我的人,也来害我,则我对于这世界还有什么值得我自己留恋呢?万恶的社会制度!虚伪的人!


怀抱着这样仇恨社会的心情,主人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好友——霖。霖只有十四岁,懂诗文和金石。他也常常流露出对社会的不满,说:“在现在的社会,教育是什么东西?法律是什么东西?”这一切都是对人的束缚,“只有破坏是我们应尽的工作”,还说:“在现在的社会上,简直没有秩序之可守,管他什么狗东西的体节呢!”霖这种姿态,受到主人公由衷的喜爱。不久,他们又遇到另一个反抗社会的青年,——今立。这是一个不甘屈服而又喜欢做诗的青年,常想自己做一个英雄,用他的手腕,改变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纠正社会进化的歧途。每当月白风清的夜晚,他便常常吟哦起自己的诗句,在不知不觉间念到民初革命党人赵声的诗句“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攫取(注:原诗为‘追攫’)国民魂”时,便手舞足蹈、哈哈大笑。笑过之后说,如果他自己能练好枪,就愿意去做土匪或海盗来“干”一下,“人是总须死的,死在床板上是最倒霉的事,像金圣叹一般的一面喝酒,一面给人家杀头,这就来得痛快了。”当然,这是在他情绪积极的时候。当他消极的时候,就想要逍遥世外,最好在雁荡山或天台山上盖一座茅屋,仰天长啸,聊以终老。后来,他们一起去了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开始了革命的生涯。在《小小十年》刚完成的时候,作者曾将之命名《枫叶》,并在卷首写了一首小诗:“从今后,我愿作一片血红的枫叶,脱离了枝头,随着世界革命的潮流,流到那里,红到那里。”


世界革命对于青年来说,是梦幻一样无边的理想。而这一高远理想的现实根源,却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压抑与烦闷,以及恋爱的失败。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在鲁迅为《小小十年》所作的“小引”中有过深刻揭示,他说:


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在这里,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体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


另一位革命青年、作家顾仲起的经历,也说明了新知识青年的生存困境。顾仲起是茅盾的著名小说《幻灭》中“强连长”的原型,他1903年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一个没落的中等家庭。幼年就读于如皋县立小学,1917年考入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因为继母的虐待,学校生活的拮据,感受到经济的压迫。又因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传新思想,而被守旧的学校当局开除。回乡后,不堪忍受亲情的淡薄与周边势利小人的奚落,愤然离家,流落上海,从此与家庭断绝关系。在流浪的生活中,顾仲起当过黄包车夫,码头工人,作过乞丐,尝尽人间悲苦。从这时起他开始文学创作,用小说记录自己的血泪生活,并很快得到当时已颇有名望的文化人和革命者——茅盾、郑振铎等人的赏识。1924年初,顾仲起投笔从戎,来到革命策源地广东,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先后参加了东征和北伐。据说他作战非常勇猛,因为作战勇猛,几仗下来,就从班长升为排长、连长。在东征陈炯明的战役中,顾仲起多处负伤,仍然持枪冲杀,直到几成血人、力不能支而倒下。



当顾仲起在东江参加攻打陈炯明的战役时,茅盾正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顾仲起曾对茅盾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的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于时局如何,不曾想过。”这些话让茅盾深受震动,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幻灭》中“强连长”的形象。在小说中,茅盾借“静女士”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少年大概也是伤心人吧!他对于一切都不满,都失望了,然而又不甘寂寞,所以会到战场上来寻求强烈的刺激以自快吧?他的未来主义,何尝不是消极悲观到极点后的反动?如果觉得世间尚有一事足惹留恋,他该不会这般古怪冷酷吧?


顾仲起曾在他的作品《残骸》的“自序”中写道:“数年来的奔波、劳碌、饥饿,乞丐,做工,卖报,当兵,革命,恋爱,而终于失败”。这求学、革命、恋爱、失败的四部曲,正是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共同经历。他的反叛和流浪,悲愤和绝望,是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对新式教育下知识青年的考验。在那个时代,农村的私塾体系已完全解体,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又多设置在县城、省城或更发达的大城市中,这迫使青年们不得不自幼背井离乡,在城市中过奋斗的生活,使他们普遍体验着孤独和漂泊的感受。农村经济的破败和城市工业的衰微,又使得这些学成毕业的新式青年,无法被现有的社会结构吸纳,使他们一从学校中走出,便感受到世态的炎凉,感受到社会的种种排斥。顾仲起说:“在现代矛盾的社会中穷困的我们,好似深夜中莽原中的孤旅者,生活上都含着血的痕迹。”


自晚清兴办学堂以来,“学生问题”就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李大钊在1917年已指出:“吾国今日之学生问题,乃为社会最近所自造之阶级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份之后,……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一般耆旧老宿,一闻“学生”二字,即摇首蹙额,似一为学生,即于中国社会为无用。而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中国之学生,实为最可怜之一阶级,最可怜之一身份,……人而着学生之冠服,即无异于自杀。社会而日日培养学生使蹈于自杀之途,以趋于自绝之运,即无异于杀人,其结果亦为社会之自杀。”

李大钊认为,如不能妥善解决学生问题,日后必将酿成社会革命。因为,一方面,学生的头脑最容易为现代思潮所感染。另一方面,学生的遭遇,得不到社会的同情。他们努力奋斗,却得不到伸展的机遇,一腔慷慨激昂的热情,不能稍有补益于社会政治的进步,于是,必将“抑郁悲愤奔走呼号以树革命之赤帜”。十年之后,正如李大钊所言,在社会中没有出路的青年学生,成了革命之酝酿与爆发的根源。在1926年11月的一期《国闻周报》上,有一位署名“前溪”的作者,讨论了新知识阶层与国民革命的关系:


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关以奖进之。甚至以教员终身,亦饥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故每年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


试问此每年递增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欲求学不可得,欲做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予以相当之知识,迫以及身之饥寒,当年富力强之时,正心粗气浮之际,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故在今日学校出身之失业青年,对于现在社会上政治经济之组织,咸怀极端不满之意。苟有可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毋宁谓为生计所迫。近年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军,冒白刃而不辞者,为数日多。吾人一考其动机,实不胜同情之感,而深为国家社会惜者也。


知识阶级的生计问题若不能解决,则“每年加增数万智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每年加增数万智识阶级之革命者。”前溪认为,1926年以来,知识阶级因生计问题而迫于过激者,已在数十万人以上,“今后数目再与年剧增,今后势力再与年俱长”。再加上,由于连年的战争,非知识阶级的失业人数也在逐年猛增,“智识阶级者,利用于上,无智识阶级者,奔走于下,大势所趋,无论当局压迫之武力如何强固,现在社会之组织,必有根本破坏之一日。”


在无望的社会环境之外,北方政治环境的恶化,也促成知识阶级的激进化,促使北方青年纷纷南下,投奔广东的革命政权。孙伏园曾论述知识阶级与国民革命的关系说:“政治上的恶势力,驱策着许多教员学生和智识阶级往新华门前去,到了那里却又用刀枪轰开他们。招来,挥去,招来,挥去,于是而分头进行之智识运动的工作全废,而一部分国民党员所鼓吹的学生干政却大告成功了。……而干政的流弊,则是先将那些少年诗人骂倒了,骂到不敢再做诗了,然后用一套军服替他们穿上,叫他们做政治工作去。于是而北伐进展了,政治工作人员加多了,天下少年引领而望广东的胜利了。”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和市民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抗议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要求段祺瑞政府撤除天津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最后通牒”,并游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结果遭到预先埋伏于此的军警武力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这一枪杀徒手请愿学生的政治暴行,带给北京知识界和青年学生极大的刺激,使他们痛感文字的无力,激发了他们投身现实政治的热情。鲁迅在当天写道:“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是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关?”



正在北大读书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也说:“它用了四十七位男女青年的生命,以及数以百计的人所流的鲜血,给当时北京的情况以一种决定性的转变。……北京青年人的悲愤是无法形容的,……最容易听到的感慨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是的,必须继续战斗,而且必须以别种方法来战斗,就这样,‘三一八惨案’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汹涌暗潮。”不久,北京为奉系军阀占领,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扼杀群众运动,这更刺激了北京学生从知识青年向革命青年的转变。他们纷纷告别北京,投奔南方革命政权。三个月后,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王凡西在回忆录中说:南方的革命斗争“像野火般蔓延”,“整个南中国的天际被烧的通红。我们从阴暗的北国遥望南天,越发见得这景色迷人,壮丽无比,……人们渴望行动,拼命追求与行动有关的思想和理论。”


在国民革命中,国共两党所进行的唤醒民众、指导农工运动、发动群众集会、组织宣传演讲、组建下层党部、加强各军政治工作及民众、党员的政治训练、从事市郊平民教育等工作,需要吸收大量知识青年加入其中。革命过程中设立的各种机关、宣传部、政治部,也为那些在城市中漂泊的青年男女找到了工作的机会。革命不但解决了青年的生计问题,也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要。正如邓演达所说,青年们在旧时代枷锁里,锁了很久很久,受了旧时代的重压,而又得不着生活出路,“性的欲求,知识的欲求,一切幻想生活要求实现的欲求,都在燃烧着,火焰般红热着。他们一定是嫉恨旧时代的一切,要借这些东西去发泄他们和旧时代作战的决心,去发泄他们新时代的幻想。”于是,青年与革命结合了。


3


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新知识青年对政治抱以了极大热忱,革命政权也扩展了青年参加政治的通道——党部、宣传部、军队政治部,吸收了大批新知识青年。但是,革命者的主体状况却并不理想。这些知识青年远离家族桎梏、礼教束缚,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又投身于打倒一切的革命事业,思想解放,行为浪漫,带着浓厚的“小布尔乔亚”的习气和品性。随着革命潮流的起落,青年群体也产生了各种分化,有人在革命中锻造了自己,有人因无法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而苦闷彷徨,有人在斗争中伤痕累累、意志消沉,还有一些人则在政治和道德一片混乱的时代中走向堕落。他们的生命在革命洪流中翻腾而过,而他们的主体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民革命的形态。


革命潮流高涨的武汉,不但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是“道德革命”的中心。反叛旧式家族、伦理和婚姻制度的青年男女们,在这里迎来了他们所追求的“解放”。在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妇女离开家庭上学或做工仍是少数现象,并不为社会广泛接受。但是,在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却从上千名女知识青年中选拔了200名,编成女兵队。女兵身穿灰色的学兵服,跟男兵一样训练。她们剪发,背枪,列队走在武汉三镇的大街上,唱革命歌曲,喊反帝、反封建、反蒋口号,刷标语,散传单,作演讲,演话剧,进工厂宣传。新鲜的经历,带来精神上的无比振奋。多年之后,她们中的成员仍自豪的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处在兴奋之中,根本不理睬社会上对我们的非议。”


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各处飘扬,五颜六色的标语随处可见。有人说,武汉的一切都革命化了。服装革命化,——在大街上不再见到戴瓜皮小帽,穿对花马褂的人,穿军装、挂皮带、缠绑腿的新青年成为一个景观。还有一种女扮男装的时尚,女士们“穿西装或军装,足踏革履,健步如飞”。称呼也革命化,青年男女互称“革命的哥哥”、“革命的妹妹”。走路也革命化,你追我赶、蹦蹦跳跳。结婚也革命化,报纸上的结婚广告,“有的是因为集中革命力量而结婚,有的是因为拥护革命利益而结婚,有的是因为双方便于互相督促着革命而结婚”,有人说“结婚就是实行民族主义”。革命高潮中的武汉的知识青年,度过了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青春时光。当时在武汉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和武昌中山大学工作的黄白薇,曾经饱含深情的写道:“那个可追忆的黄金时代哟!每个青年的热血在沸腾,青年的血充实在伟大的中国的命脉里,活泼,生动,发光……欢喜的灵魂在跳跃,国魂也在跳跃。整个武汉的民气都疯狂了,醉着澎湃热烈的革命高潮。”然而,这种幸福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在打倒一切、热火朝天的革命潮流下,不但政治中潜藏的丑恶、高层的争权夺利渐渐浮现出来,青年自身的腐化堕落,也随着剧变的政治形势而日益清晰、日益让人失望起来。


在国民革命军中,汇聚新知识青年最集中的部门,便是各级政治部。国民党的军队政治工作人员,大都是这些投身革命而未经军事、政治、组织训练的新知识青年。因为政工人员缺乏,他们的任用过程既随意又匆忙,缺乏必要的考验。曾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的陈公博曾经说:政训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最初训练了120名政工人员,开学不到两个星期,就全数调赴东征前线。后来党内鉴于政工人员不足,将黄埔军校改为政治军事学校,特设政治班。可是不到毕业,又调赴“北伐”前线。自“北伐”开始后,政训工作范围愈广,经过训练的人员不够,就调拨军校未毕业的学生,军校未毕业的学生不够,就征召普通学校的学生,到了长江流域之后,甚至变成似乎是谁穿上军服,谁就可以做军队政治工作。


这些政工人员的待遇,远高于一般士兵,思想前卫,时常鼓吹与践行恋爱自由。时任第四军政治部宣传队长的朱其华,曾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一位同时与三位男性恋爱的女秘书的故事,并认为“这决不是党国之耻,而是党国之光!我们应该自豪,我们有了比潘金莲潘巧云辈更伟大的英雄,这是表示我们至少已经相当的战胜了封建意识。”朱其华还说,在国民革命军中,没有一个机关比总政治部更腐败,更堕落的:“他们个个都打着雪亮的皮绑腿,……他们把整篓整包的宣传品,在田野间乱丢,这样,他们的工作报告上可以写‘散传单几十万,散画报几十万,贴标语几十万’,……当我们在前方作战的时候,总政治部的同志躲在后方,在后方的民众面前做他的老爷。但是,当我们把敌人打退以后,总政治部的同志就来前方照相,演说,向我们训词了。”这样的政治工作人员,与出身破产农民家庭的普通士兵之间,常常产生隔阂;刚刚走出校门,没有多少军事知识和社会阅历,突然被委以重任,又容易引起军事长官的不满。某些政工人员的品行和作风,与军队的风气也格格不入。冯玉祥曾教育自己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当深入兵众中,与士卒共甘苦,切勿效法武汉之政治工作人员坐花车,吃大餐,身备五皮三金,男女拥抱跳舞,致令士卒生忌,宣传失效也。”


1927年4月汪精卫来到武汉后,向武汉中央政治会议提出政治部及政治工作人员要听军事长官命令的提案获得通过。从此,政治工作更成了军事的附属品,甚至有人说,政治工作变成了军事的姨太太。这种情形,让担任政治工作的知识青年深感痛苦。而“减少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打牌与喝酒。”第四军政治部的朱其华说,他们把武昌所有的菜馆都吃遍了,“政治部拿来的饷,几乎全都化(花)在打牌与菜馆里了。”“所有的朋友几乎全和我一样”,“我们不约而同的渐渐堕落下去,……武汉政府也就是这样的一天天走向坟墓里去!”1927年5月,武汉《中央副刊》登载了一位从前方退到后方当书记的青年在武汉的见闻。他说,在汉口住了一夜,发现武汉革命青年的生活,竟然为三样东西所占据:“打牌、招妓、鸦片烟”。他说:“堂堂党部工作人员,革命的领导者,……为着一元两元,争得面红耳赤”,招妓甚至成为“必修课,每日的通常工作”,鸦片馆——特别的雅室里,竟然有些“西服、学生服的美少年,每当烟云吞吐之余,谈的尽是党国大计”。


茅盾当时在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编,后来,他以每天收到的报道作为主要素材,创作了描述大革命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关于《幻灭》的创作,茅盾说:“中间并没有我自己的思想,那是客观的描写。”在武汉,“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幻灭》的主人公静女士参加了革命,来到武汉,在政治部工作。她发现,她那些政治部的同学们的全副本领“只是熟读标语和口号”。“她想起外边人讽刺政治工作人员为‘卖膏药’,……能够颠倒运用现成的标语和口号,便可以当一名政治工作人员。”武汉的所见所闻,处处体现着矛盾,一边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边日常工作中却又充满疲倦和烦闷,恋爱成了流行病,各种新式男女在颓丧中,疯狂的追寻感官的刺激、肉欲的享乐。静女士觉得,这种生活,不是她理想中的热烈的新生活。


黄白薇在她的小说《炸弹与征鸟》中,也描述了武汉革命青年的主体状态和作者的种种困惑。小说的主人公玥女士,与静女士有着同样的感受。玥女士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任职,做“写钢板、刷油印”的工作,“对于革命的问题和党务一切的事情,她没有开口的权利,因为她底职务太小了。……唯有看见出入的妇女们,有些人,在会场时总是大吹特吹革命,革命!一离了会场呢,她们底生活,不特是丝毫没有感染革命的精神,而且不是发挥勃卢乔亚的极致,便是戴革命为招牌,行妖妇底勾当……”黄白薇原名黄彰,黄鹂,别名黄素如,生于湖南资兴。青年时代曾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因反对校长被除名。又入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习。毕业后,为反抗婚姻,只身出走,留学日本,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过理科及历史和心理学。武汉“分共”后,白薇辞去编译局和中山大学的职务,离开革命队伍。辗转来到上海,以帮工、帮人洗衣为生,以薄粥糊口,并进行文学创作。《炸掉与征鸟》是她对武汉时期革命生涯的一段纪录。她与茅盾一样,都亲历了革命的起起落落。


国共分裂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各种革命组织纷纷解体,从全国汇聚在这里来的革命青年,都成了失林之鸟。这些青年,大都是旧礼教的叛徒,是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回的人,于是只得四处流亡。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邓文仪在回忆录中说,国共分裂后,仅黄埔军校第六、第七期学生,逃来上海、南京、杭州一带的,就有近千人。这些青年在大城市中无事可做,革命理想遭遇幻灭,生活得不到安顿,一时又找不到继续革命的出路,窘迫而消沉。有人描述当时的青年:“开起口来总是一个‘唉’字,动起笔来总是‘呜呼’二个字”。在走投无路,万念俱灰的情况下,许多曾经的革命青年用纵情声色来打发时光。邓文仪说,1927年12月下旬,他从广州来到上海,初尝流浪生活,很快就遇到同期的几位同学,他们都一样也是在上海流浪。于是几个人“没有事常到长三堂子里去打麻雀牌,或者用条子叫了姑娘到旅馆内陪着打牌”,过了几个月真正的“花天酒地,非嫖即赌”的荒唐生活。绝望带来空虚的堕落,也带来悲愤的自戕。1927-1928年间,在革命的暴动和反革命的屠杀中侥幸逃生的青年,创造了自清末和五四时代之后,民国史上又一个“自杀时代”。在1927-1928年,到底有多少人自杀,没有确切的统计。但各种报纸对于自杀的报导,日不绝书,甚至每天都有好几次。尤其是在上海,失意知识青年纷纷投黄浦江自尽,因而被上海新闻记者戏称为“黄浦同志”。青年作家顾仲起,不幸也成了“黄浦同志”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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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引用胡适的话说:“胡适之先生说的好:‘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是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膊上’。然而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这是旧的知识阶级。那‘欧风美雨’,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薄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知识阶级。”自晚清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堂以来,全国的教育中心迅速从乡村向各级城市转移。这个过程,造成全国的知识青年,开始从农村渐次向县城、省城和各大都会流动,渐渐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青年群体。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这个青年群体,最先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如果晚清已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顺利,社会发展正常,这些青年,本应在城市中的各行各业图谋发展。然而,整个民国时期,国家的分裂,政治的动荡,战争的破坏,农村经济的破败和城市工业的衰微,都使得这些新式知识青年,无法被现有的社会结构所吸纳。从“五四”到“五卅”之间,全国各大城市中便聚集着大批这样的新知识青年,他们被瞿秋白称为“薄海民”阶层,意指“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


这个“薄海民”阶层,脱离了家庭,脱离了久已处于倾颓瓦解中的宗族社会结构,在城市中流浪漂泊。瞿秋白说:“薄海民”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和流浪者,是游离于这个社会的“叛徒”,是一些城市里的“波西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然而,不仅瞿秋白自己是“薄海民”的一员,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这场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也正是这个“薄海民”阶层。这个处于社会边缘的新知识青年群体,向往革命、呼唤革命。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出路,在思想情感上,感受着共通的压抑和烦闷,酝酿着激烈的反抗情绪。革命,是为自己的生存寻发展,为社会的问题求答案,为千万人的自由谋出路。革命,不但让他们在精神上找到了归依,炽热的情感、郁积的苦闷,有抒发的场所,革命的组织,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现实生存问题,因此吸引青年纷纷加入其中。青年们在革命的起落中,流血、拼杀,流离、辗转,抑郁、呼号,奋发,沉沦。这些生命体验,都是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革命化历程中的一部分,也是知识分子革命化心路历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国民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性情浪漫而未脱个人主义色彩,也未能做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他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文艺气息,许多人本身就是文学青年。他们从乡村来到都市,亲身体验着现代城市生活的放纵、空虚和内心的孤独,因而对革命的组织和团体生活有着热切的向往。但是,他们思想中个人解放、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诉求,混乱的纠缠在一起。要在世界革命的口号下,解决个人的生存困境,这本身就显示出这场革命的内在断裂。一方面无比激进,一方面缺乏坚实的社会根基。当“北伐”军来到两湖之后,革命形势突飞猛进的激进化,知识青年迅速被农工群众抛在身后。瞿秋白说,在“五卅”以前,“学生子”这三个字在工人以及农民之中,差不多就等于“革命党”,工农是欢迎他们的,往往请他们去领导,而在武汉政权走向反动的前后,不但国民党的青年,甚至共产党的“学生子”也在群众中丧失了信仰,农民群众遇着这些过去的“领导者”,甚至要枪毙他们,工人也拿着切菜刀追杀他们。随着国民革命的激进化和国共分裂、大革命的中止,原来的大革命青年面临新的分化和抉择。许多人退出了革命的潮流。对于那些继续选择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如何将自身的不满和革命诉求,与广大的中国社会最深处的、中国底层民众中所蕴含的矛盾和力量结合起来,真正成为民众的先锋,这将是他们在此后漫长人生中将要完成的一个艰难的历程。(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