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政治】灾害记忆图示与社会变迁——谁的唐山大地震
2015.12.22

撰文:王晓葵


不是我不记得,而是我忘不掉。——电影《唐山大地震》台词 

1976年7月28日,毗邻北京的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一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这场地震造成了24万人死亡,16多万人重伤,唐山市几乎被夷为平地。但是,这场灾难之后长达八年时间,中国社会对此保持了令人窒息的沉默。笔者查阅震后1976后8年间唐山的报刊,几乎没有发现有关地震灾害的报道和记录,直到1984年,唐山市政府筹划在市中心修建唐山抗震纪念碑和唐山抗震纪念馆,有关这场灾难的叙事才逐渐浮现。而近年,有关唐山地震的话题又成为热点,2006年、2010年、2013年,三部同样以《唐山大地震》为题目的影视作品问世,而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特别是2010年,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唐山大地震》,不但在国内票房不菲,而且被翻译成为日语,成为少数能在日本主要院线上映的中国影片。这足以表明,唐山大地震的记忆依然在不断被唤起和重构。

笔者从2003年到2012年之间,一直在调查有关唐山大地震的记忆问题。我曾经在《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一文中追溯了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到2006年为止30周年里,灾害记忆的封存、唤起和重构的过程。在本文中,我希望能够进一步考察之后的发展,以及结合中国历史上的灾害记录,探讨中国灾害记忆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脉络。

大卫·格罗斯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把记忆的社会图式分为宗教图式、政治图式和大众媒介图式三种,他认为,在欧洲的中世纪,宗教图式占据主导地位,宗教图式的目的是引导集体记忆转向那些过去负载着信仰或者救赎的事件,因此选择出来的事件都是基督生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在基督教义上的重要事件以及具有宗教意义的世俗事件。而到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政治图式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图示的主要特点在于通过国家提倡的节日和纪念日来唤醒爱国心,建立博物馆来界定民族伟大的意义等。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众传媒图式开始挑战记忆的政治图式。报刊电视、电影等反映市场利益,表达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时期的平等主义精神等。在短时间内,大众传媒图式就成为了我们思考过去的最具影响力的图式框架。

使用这三个记忆图式来考察当下的中国,不难看出,我们处在政治和大众传媒的双重记忆图式之下。而1976年前后的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大众传媒,那时中国的公共记忆可以说完全是以政治话语为叙事方式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使用这个政治图式来概括当时的中国灾害记忆的话,极有可能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都归因于国家权力的作用,而使得问题平板化。事实上, 国家权力固然会在记忆建构和呈现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社会的不同阶层的人群,依然有自身保持记忆的框架(frame)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曾经使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分析的概念来开展了“战争框架”的研究,她在《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一书中,把战争框架定义为“对战争进行认知、正当化、发动、体验、记忆、解释的一个认识框架结构”。

我们认为,和战争一样,人类社会对灾害同样存在一个认知框架,这个框架决定了该人群对灾难的认知、记忆和相关解释。而这个框架通常通过对灾难的记录、仪式的举行、记忆空间的建设来表现出来。

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能够理解当下一切的框架结构(framework),而这个框架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不断地发生变调,甚至会创新。为了了解中国当代的灾害记忆框架,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王朝时代的灾害记录,从中了解古代中国的灾害认知特征,进而为我们理解唐山大地震的记忆提供一个参照系。


一、康熙十八年大地震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679年9月2日)在今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一带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地震,这次地震被推定为里氏八级,地震发生以后,康熙皇帝、大臣、地方官、文人以及帝国的行政系统,都做出了反应,通过这些反应的记录,我们或可对了解这次地震的记忆框架作初步的了解。


灾害发生

康熙十八年的这场地震,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董含有详细的记载。

七月二十八日已时初刻;京师地震,自西北起。飞沙扬尘,黑气障空,不见天日,人如坐波浪中,莫不倾跌。未几,四野声如霹雳,鸟兽惊窜。是夜连震三次,平地拆开数丈,得胜门下裂一大沟,水如泉涌。官民震伤不可胜记,至友全家覆没者。二十九日午刻又大震,八月初一日子时复震如前,自后时时颠簸,十三曰震二次。十九至二十一曰大雨三曰,衢巷积水成河,民房尽行冲倒。二十五日晚又大震二次。内外官民日则暴处,夜则露宿,不敢入室,昼夜不分,状如混沌。朝士压死者则有学士壬敷治、员外王开运、总河王光裕、通冀道郝炳等。积尸如山,莫可辨识。通州城房坍塌更甚。空中有火光,四面焚烧,哭声震天。有李总兵者携眷八十七口进都,宿馆驿,倶陷没,止存三口。涿州、良乡等处街道震裂,黑水涌出,高三四尺。山海关,三河地方平沉为河。环绕帝都连震一月,举朝震惊。

上述记载表明,主震之后的余震持续的时间持续了一个月。地震造成的人员和房屋损失相当大。

 

康熙的反应

康熙召集群臣问到:兹者异常地震,尔九卿大臣各官其意若何?肤每念及,甚为悚惕,岂非皆由朕躬料理机务未当,大小臣工所行不公不法,科道各官不直行参奏,无以仰合天意以致变生耶?起居注官库勒纳、王鸿绪。(康熙十八年起居注册)

【康熙十八年七月壬戌】命满汉大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各官集左翼门。上遣侍卫费耀色赍谕旨,仍口传上谕曰:顷者地震示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召此灾变。在肤固宜受谴,尔诸臣亦无所辞责。然肤不敢诿过臣下,唯有力图修省以冀消弭。兹肤于宫中勤思召灾之由,力求弭灾,约举大端,凡有六事。尔等可详议举行,勿仍以空文塞责。(《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二,页十八)

从康熙的反应可知,他认为,像地震这样的灾异,绝非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很可能是因为执政不当而引起的来自上天的警示,“頃者地震示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召此灾变”。因此,康熙表示自身要“于宫中勤思招灾之由”,也要求大臣们反省是否渎职枉法,以遭此天谴。“大小臣工所行不公不法,科道各官不直行参奏,无以仰合天意以致变生耶?”既然地震发生的原因是天谴,其对策也自然围绕如何得到上天的宽恕展开,康熙先命人准备祭天文稿,然后派遣大臣前往天坛祭拜。

八月十四日丙子旱,上于中和殿视地震告祭天坛祝版毕,回宫。少顷,御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本日起居注官牛钮、王鸿绪。(康熙十八年起居注册)

【康熙十八年八月丁丑】以地震遣官告祭天坛。(《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三,页十三)

然而,官员祭拜过之后,似乎上天并不满意,余震再次发生,因此,康熙决定斋戒,然后亲自前往天坛告祭。

【康熙十八年九月乙已】谕礼部:前以地震示警,朕恐惧修省,夙夜靡宁,已経遣官虔告郊坛,乃精诚未达,迄今时富震动未己,朕心益用悚惕。兹当虔诚斉戒,躬诣天坛亲行析祷,尔部即择期具议以奏。(《清圣祖实录》卷八十四页一)

【康熙十八年九月庚戌】,上以地震,率诸王、文武官员诣天坛祈祷。 (《清圣祖实录》卷八四页一三)

从上述分析来看,在王朝时代,灾害的原因是被置于“天”和“人”这两个对峙概念来考虑的。所谓“一切政事不协天心”,就是君臣的所作所为,有违背天道之处,“故召此灾变”。从这个意义来说,灾害往往成为反思政治的一个契机。

 

皇恩浩荡

安抚“天”,固然重要,但是在现实政治方面来看,赈灾更是当务之急,因为王朝时代的政治哲学,以“仁政”为统治正当性的主要来源,而仁政的中心则是“民生”,“民生”亦是“天心”的具体体现。正因为如此,康熙帝一日之间屡下谕旨,责令相关部门详查灾情,提出救灾方案。

【康熙十八年七月庚申】谕戸部、工部;本月二十八日已时地忽大震,变出非常。……念京城内外,军民房屋多有倾倒,无力修葺,恐致失业;压倒人口,不能棺殓,良可悯恻;作何加恩轸恤,速议以闻。(《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二,页十四)

【康熙十八年七月庚申】谕大学士等:地震倾倒民居,肤心悯念。至于穷苦兵丁,出征在外,房屋毁坏,妻子露处,无力修葺,更堪悯恻。可敕该部行令八旗都统,副都统,参领亲行详察,毋致遗漏。(《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二,页十四)

【康熙十八年七月庚申】又谕大学士等:地震示警,灾及军民。……遇兹変异,恻怛弥殷。其摧塌房屋,压死人口,惟恐五城御史不能逐户细察,止凭坊司官员総甲人等开报,未尽详确,不得均沾实惠。应分遣不在五城满汉御史详加稽察,著都察院遵行。(《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二,页十四)

这三段谕旨说明康熙对灾情已经有所了解,第一段言及所有“军民”,第二段则特别提到穷苦兵丁的家属的救灾问题。显然有稳定军心的考量。第三段则强调灾情报告需要全面,以便灾民能够“均沾实惠”。

下面一段谕旨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提到“两邻十家戶,有互相存恤之义”,鼓励住民互救,还在政策上鼓励“官绅富民”为国纾难,对出资帮助灾民修理房屋者,予以奖励。

谕大学士明珠:兹因地震,五城地方房屋倾颓,贫苦小民不能补葺,肤心恃为轸念。两邻十家戸,有互相存恤之义,可协助修理。如官绅富民愿捐资为贫民修理房屋者,该管官酌量奖励。其令都察院行五城御史遵行。(《康熙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九,页四-五,光绪五年刊本)

【康熙十八年七月辛酉】戸部,工部遵谕议:地震倾倒房屋,无力修葺者,旗下人房屋,每间给银四两;民间房屋,每间给银二两。压倒人口,不能棺殮者,每名给银二两。得旨:所议尚少,著発内帑银十万两,酌量给发。(《清圣祖实录》卷八二,页十八)

【康熙十八年八月甲子】谕内阁、戸部:官员兵丁房屋墙垣顷因地震塌毁甚多,一时不能修葺,四品官员以下见食半俸,此一次仍行全给。其护军,拨什库,披甲当差人役钱粮并原增银一两,着即支与两月,令其修理。(《清圣宗实录》卷八三,页三) 


党争

灾害发生以后,大臣的反应极为复杂,从“天人”的逻辑关系来说,人的最高责任者是皇帝,而且康熙并无推倭责任之意,“在朕固宜受谴,尔诸臣亦无所辞责。然朕不敢倭过臣下”。但是,大臣之中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替皇上开脱,山西出身的刑部尚书魏象枢随即上奏言到:

地道,臣也。臣失职,地为之不宁。请罪臣以回天变”。(《清史稿》卷二六三《魏象枢传》)

魏的逻辑是,以君臣关系论,君为天,臣为地,地震属于地动,当然是臣子之过造成的,和皇帝无关。因此,只要处罚那些罪臣,上天之怒自然平息。魏象枢还直接提出处罚人选,即索额图和明珠,说只要杀掉这两个“怙权贪纵”之徒,就可平息天怒。

【康熙十八年】……索额图权势日盛。会地震,左都御史魏象枢入对, 陈索额图怙权贪纵状,请严谴。上曰:“修省当自朕始”。翌日,召索额图及诸大臣谕曰:“兹遘地震,朕反躬修省,尔等亦宜洗涤肺肠,……”。(《清史稿》卷二六九《索额图传》)

【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癸西】谕大学士等……(魏象枢)与索额图争论成隙后,十八年地震时,魏象枢密奏速杀大学士索额图,则于皇上无干矣。朕曰:凡事皆肤所理,与索额图何关轻重?道学文人果如是挟仇怀恨乎?((清)王先谦《十一朝东华录?康熙》卷五三,页六,光绪刊本)

【康熙四十五年三月丙寅】谕大学士等:朕观前史,如汉朝有灾异见,即重处宰相,此大谬矣。……康熙十八年地震,魏象枢有密本,因独留面奏,言此非常之变,惟重处索额图、明珠,可以弭此灾矣。肤谓:此朕身之过,与伊等何予?肤断不以己之过移之他人也。魏象枢惶遽不能对。((清)王先谦《十一朝东华录?康熙》卷七七,页四,光绪刊本)

魏象枢密奏速杀重臣,此事发生在康熙十八年地震时期,但是,康熙三十三年,四十五年康熙又两次提起此事,可见在康熙看来此事时非同小可。康熙并不接受魏替自己解脱之词凡事皆朕所理,与索额图何关轻重?”还质问他“道学 文人果如是挟仇怀恨乎”。康熙多次强调地震是“朕身之过,与伊等何予? ”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还据此批评汉代的制度,“如汉朝有灾异见,即重处宰相,此大谬矣。”

魏象枢的所做作为,以宫廷政治的逻辑来看,原本不是非常之事,这些党同伐异、借刀杀人的做法都是宫中常套。他与索额图、明珠等人的是非恩怨,并非是本文讨论的内容,我们关心的是,王朝的文献中的灾害记录,呈现出了什么样的记忆框架。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地震的自然属性所占篇幅很少,叙述的主体是皇帝和大臣的活动,其活动的内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两个,一个如何平息“天怒”,另一个是如何回复民生。

在平息“天怒”的诸多方法中,祭天、皇帝的罪己、大臣之间的争斗成为主要的内容。

而在回复民生的政策方面,发放赈灾钱粮、减免税租、鼓励民间力量救助等,这些和现代国家的社会政策相当多的类似之处。但是,我们根据这些资料,很少有机会能够了解那些受灾的主体一灾民的状况,包括受害状况、救援经过等。这里的“天人”对峙图式的“人”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有资格和“天”对话的“大人”。

除了皇家和精英的记录以外,下层地方官和文人的一些文字倒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些“民”的活动。比如有诗文写到,“皇仁真浩荡,发币赈颓坏,无主敕官瘗,丁宁勤告诫,小人复贪利,木石十倍壳,”告诉我们有“小人”唯利是图,在灾害期间囤积居奇,炒卖建筑材料。

时任三河县令的任塾,为我们留下一片详实的地震报告,我们略其第一段叙述灾情的部分,引用对赈灾活动的总结性描述。

八月初一日,銮仪卫沙必汉奉上谕,着户、工二部堂官一员,查明具覆, 施恩担救。阁臣会仪具请奉旨,着侍郎萨穆哈去。初六曰,萨少农到县,散赈城南穷民五百二十九户。十六日,户部主事沙世到县,散赈乡村穷民九百四十一戸,户各白金一两。十八日,又传旨通州、三河等处,遇灾压死之人,查明具奏。九月十五日,工部主事常德、笔贴式武宁塔到县,散给压死民人、旗人男女大小共二千四百七十四名口,又无主不知姓名人二百三名口,内孩幼不给,旗民死者另请旨,并无主不知姓名,地方官料理外,将压死男妇一千一百六十八名口,人给棺殓银二两五錢,伊亲属具领讫。又先是八月初九曰,上谕通州、三河等处地震重灾地方,分别豁免钱粮,具奏随奉巡抚金,查明三河、平谷最重,香河、武清、宝坻次之,蓟州、固安,又次之。最重者应将本年地丁钱粮尽行豁免,次者应免十分之三,又次者应免十分之二。具疏题奏,奉旨依议,三河地丁应得全豁。钦哉!皇恩浩荡,如海如天,民始渐得策立,骨肉相依。其不幸至於流离鬻壳者十之一、二而已。计震所及,东至奉天之锦州,西至豫之彰德,凡数千里,而三河极惨。自被灾以来,九阅月矣。或一月数震,或间日一震,或微有摇抗,或势欲摧崩,迄今尚未镇静。备阅史册,千古未有,不知何以至此。虽然九水七旱,天所见于尧汤之世者,岂关人事哉!

上面的一段文字,相当完整地表现了王朝时代灾害记录的格式,1.介绍灾害概况,2.朝廷“施恩拯救”,3.感恩和感慨。普通灾民的面目,在这里是看不到的。他们没有被呈现为有生命的个体。通常是以“男女大小共二千四百七十四名口”这样的一个集合数字出现,在这里,一切都着落在“钦哉!皇恩浩荡,如海如天”。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篇文章当做灾害记忆“感恩体”的滥觞。

 

二.唐山大地震的记忆框架

在了解了中国古代的灾害记忆框架的基本格局之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唐山。就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报道是:《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文章全然不提灾民的状况,而重点是国家领导层如何关心灾区。史学家雷颐为我们梳理了唐山大地震前后中国的灾害报道,表明这种灾害的叙事模式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他举例说,“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

雷颐还统计了唐山地震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简要如下:

8月1日,《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绔——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

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贡献,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

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8月15日,《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解放军某部‘红一连’和灾区人民一起深入批邓》

8月27日,《抗震救灾现场的一次批邓会》,提出“抗震救灾任务重,工作多,还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

9月7日,《抓批邓促生产》

从这些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权力斗争,如四人帮集团与邓小平的对立(“批邓”)成为灾害叙事的主要内容,而下面的报道生动反映出灾民在领袖的关怀下作出的反应。

毛主席党中央得知唐山地震的消息后非常关心,马上给灾区发了慰问电。中央慰问电,给了唐山人民极大的鼓舞,当人们接到尉问电的时候,人人奔走相告,传送喜讯,人们双手捧着慰间电激动得热泪盈眶,念了一遍又一遍,唐山人民懂得中央慰问电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是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的思想武器,人们聚集在窝棚里,围绕在大树旁一遍又一遍的学习,领受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通过学习慰问电,给唐山人民增强了力量,也给唐山人民奠定了战天斗地的信心,有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唐山人民能战胜一切天灾,全国会来支援我们,解放军会来支援我们。

显然,在这里,权力和对权力的反应始终是最重要的叙事内容,和王朝时代不同的是,信奉唯物主义、相信“人定胜天”的国家政权,已经不需要和“天”发生任何关涉,在这里,“天”即无人格的自然,仅仅是需要战胜的对象。而领袖给灾民带来的,正是战胜自然的精神力量。这里出现的新的天人对峙的构图中,“人”也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而是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主命运之人民”(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用语)。

上述逻辑直接体现在表明灾害记忆表象的纪念碑上,下面是唐山抗震纪念碑的碑文:

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

唐山乃冀东一工业重镇,不幸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强烈地震。震中东经一百一十八度十一分,北纬三十九度三十八分,震级七点八级,震中烈度十一度,震源深十一公里。是时,人正酣睡,万籁倶寂。突然,地光闪射,地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十六万多人顿成伤残,七千多家庭断门绝烟。此使京津披创,全国震惊,盖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

然唐山不失为华夏之灵土,民众无愧于幽燕之英杰,虽遭灭顶之灾,终未渝回天之志。主震方止,余震频仍,幸存者即奋挣扎之力,移伤残之躯,匍匐互救,以沫相濡,谱成一章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先人后已、公而忘私之共产主义壮曲悲歌。

地震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急电全国火速救援。十余万解放军星夜驰奔,首抵市区,舍生忘死,排险救人,清墟建房,功高盖世。五万名医护人员及干部民工运送物资,解民倒悬,救死扶伤,恩重如山。四面八方捐物赠款,数十万吨物资运达灾区,唐山人民安然度过缺粮断水之绝境。与此同时,中央慰问团亲临视察,省市党政领导现场指挥,诸如外转伤员、清尸防疫、通水 供电、发放救济等迅即展开,步步奏捷。震后十天,铁路通车,未及一月,学校相继开学,工厂先后复产,商店次第开业;冬前,百余万间简易住房起于废墟,所有灾民无一冻馁;灾后,疾病减少,瘟疫未萌,堪称救灾史上之奇迹。

自一九七九年,唐山重建全面展开。国家拨款五十多亿元,集设计施工队伍达十余万人,中央领导也多次亲临指导。经七年奋战,市区建成一千二百万平方米居民住宅,六百万平方米厂房及公用设施。震后新城,高楼从立,通衢如织,翠荫夹道,春光融融。广大农村也瓦舍清新,五谷丰登,山海辟利,百业俱兴。今日唐山,如劫后再生之凤凰,奋翅于冀东之沃野。

抚今追昔,倏忽十年。此间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宣示着如斯真理: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人民解放军忠贞可靠,自主命运之人民不可折服。爰立此碑,以告慰震亡亲人,旌表献身英烈,鼓舞当代人民,教育后世子孙。特制此文,镌以永志。

唐山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把这个碑文和任塾的文章比较一下,不难看出其中的类似之处,“受灾-救灾-感恩”的基本格局完全相同,我们无需考证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从常理推断,抗震碑文的作者从任塾文章获得灵感的可能性并不高,我们毋宁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灾害记忆框架,决定了两者的相似性。这种记忆框架也决定了1984年建立的纪念碑和纪念馆也是以“抗震”为名,彰显力量与伟大。而不是以“地震”为名,表达丧失与悲伤。

而以唐山抗震纪念碑为代表的灾害叙事的文体,甚至发展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时,还有新作。有位地方文联的副主席,替地震的牺牲者创作了一首“感恩诗”:

江城子 · 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这首让中国当代文人斯文扫地、啼笑皆非的感恩诗,并非仅仅是作者的独出心裁之作,我们读康熙年间的“皇恩浩荡,如海如天”“皇仁真浩荡,发币赈颓坏, 无主敕官瘗”,以及唐山地震时的那些“感恩体”体验文章,不难找到他们之间的历史连续性。


亡灵的争夺战

唐山大地震的话题,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发酵,开始成为搅动唐山社会的一把钝刀。英国作家大仲马曾说,“精神上的创伤有着这种特征一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却不会收口,它是永远痛苦,永远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淋淋地留在心头。”地震以后,虽然政府修建了抗震纪念碑、纪念馆,也每逢五、十周年的时候举行公祭或纪念仪式,但是,基于权力想象的记忆建构,很难真正满足人性深处对生命个体尊重的心理需求,记者柴静曾经访谈唐山市民,她问一位医生,“每年的纪念碑前的活动你们去么?这些幸存的人去不去?”“不去”,“为什么?”,“上去说话的都是…当年赶到首都送信的人”。“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说,唐山真正的纪念,是每年7月28日,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人们都会烧纸钱,满城飞灰,悼念亡灵”。


收费的“哭墙”

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际,唐山市南湖塌陷区竖立起了几个巨墙。这就是后来引起唐山社会争议的收费“哭墙”。

这个墙的建设者是一家民营企业,名为华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华盈集团和香港企业合资,开始以建造地震科技园为名,建设唐山地震纪念墙,2004年3月22日,香港《文汇报》刊出特刊,登载了一整版的《唐山打造地震科普纪念园》的广告。

首先,广告用黑体字说明,在唐山市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河北华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外资方,于2001年5月18日在河北省第十届经贸洽谈会外资项目签约仪式上签约,合资在唐山修建唐山市[七二八]地震纪念园区。

在第一部分,广告说明要利用南湖公园废闲地,经过精心的策划、绿化、美化,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艺术方法,在为唐山人民建造装饰出一个既能缅怀祭奠亲人,又能进行游览休闲的公共场所的同时,打造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世界一流的地震科普城,使之成为世界地震史料研究基地。

广告特别说明,旅游业是永久的朝阳产业,大地震给唐山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在地震观光方面,唐山有“垄断性”。

园区的计划如下:

1.建设[唐山地震纪念墙]主墙280米长6米高墙上将镌刻24万震亡者姓名。

2.青铜祭鼎

3.候风地动仪

4.中国人民解放军抗震英雄纪念碑

5.芳德碑(为感谢为建设园区的社会各界)

6.援建唐山的功德碑

7.艺术宫

8.国际地震博物馆,地震成因科普馆,地震动态模拟城等

9.建立种植,养殖基地

10.用85%的用地栽培花草,建设园林

仅从上面的计划看起来,至少从1一6的计划都属于公益项目,但是,在最后,广告介绍到,该项目的经济评估结果表明,项目经济效益较好,建设期和回收期短,内部效益较高,能给投资双方带来较满意的回报。

不难看出,这家公司虽然小心翼翼地把盈利的目的混在公益事业之中,但是,因为是招商的广告,还是不得不亮出底牌,告诉对方这个项目是有利可图的。

2006年,一部分纪念墙和钟鼎建成,人们才知道了这个地震科普园的盈利模式。公司建设的地震纪念墙,镌刻死者名字并非免费,购买一个正面区划需要支付1000元人民币,背面800元,虽然规定全家震亡者,外地和人民解放军的震亡者免费。但是,这座“千八百”的“哭墙”还是在唐山激起了巨大的争论。一方面,有不少人接受条件,付钱将自己的亲人的名字镌刻了上去,这些人认为,和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相比,这里才是自己亲人亡灵的所在,他们在这里可以献花,抚摸亲人的名字寄托哀思,代表性的意见是,和7月28日在街口烧纸相比,这里 毕竟有个“固定的地方”。

交通公司的司机李洁对记者说,她们兄弟就为地震去世的母亲刻了纪念板。“我觉得出钱没什么,我们能寄托一下哀思,不用到街口烧纸了。”

反对者则认为,这堵墙本来就不该收费,而且应该由政府建设。这种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是“发死人的财”。而且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经济能力支付这笔款项。因此,这座哭墙实际上撕裂了唐山遗族。

开滦集团的李玉林,当年飞车闯人中南海向党中央报告灾情的人,现在已经是72岁的老人。“像我这样的工人唐山多了,会掏钱刻字去?我家地震死了14口人呢!这件事不应当赚钱,应该是件公益的事。”

政府的态度非常微妙,在建设初期,政府的机关报曾经刊登报道,将纪念墙的建设评价为文明的祭祀活动,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但是,时隔不久,政府突然宣布这个纪念墙属于违章建筑,要求予以拆除。

对政府态度的转变,华盈公司先是采取抗争的手段王立祥很自信,他不相信墙真的会被拆掉:“上面已经刻了不少地震死难者的名字,如果真拆除,得有多少个家庭阻止?”


免费的“哭墙”

但是,政府的对策似乎完全出乎这家公司的之外,哭墙风波开始的第二年,政府决定出资修建免费的哭墙。有关这个决策的过程的报道如下,

2007年的清明节,唐山市委书记赵勇下班骑车到街上转悠时发现,唐山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上,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到处都是烧香烧纸钱跪拜亲人的老百姓。“我当时看了很不舒服,一是觉得这种祭拜方式还是封建迷信,另一方面又很感动。当地的同志告诉我,老百姓也确实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祭拜地震中失去的亲人,宣泄情感。”

第二天,赵勇找来了规划局长,让他找个地方建一个专门给老百姓祭拜亲人的场所。后来,唐山市规划局召开会议,决定在当年埋葬遇难者的南湖建立一个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

从上述报道看来,市委书记赵勇的个人感受在这个决策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其中甚至有些“偶然”的因素。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他和唐山规划局对那个收费的“哭墙”毫不知情,而且,在他们的下决心修建政府“哭墙”的背后,那座民间“哭墙”没有任何影响。

2009年,政府的纪念墙已经完工,对民间“哭墙”的死刑判决也下达了。唐山市政府以正在筹建中的唐山市南湖生态城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公告,指出这个民间“哭墙”属于“非法”建设,而且“严重影响南湖公园的景观形象”要将其拆除。

关于拆除原华盈公司在南湖公园内非法建设地震纪念墙的公告 根据2月3日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南湖生态城建设现场会议精神,南湖生态城核心区内所有有碍观瞻的建筑都要拆除。其中原华盈公司非法在南 湖公园内建造的地震纪念墙严重影响了南湖公园的景观形象,在这次拆迁的范围内。(下略)

唐山市南湖生态城管理委员会(筹建)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四日

公开的拆除理由是影响景观,但是,按照华盈实业公司方的说法,政治的原因更大,华盈董事长告诉记者说:“市规划局的处罚决定是缘于市里一些领导对该项目不太满意。他们怕我们搞这个纪念墙闹出事来。”“去年7月28日,数万名祭奠死难者的群众,自发聚集在正在建设的纪念墙周围。而在此前,他就收到了市里的通知,希望把这里的纪念活动的规模压缩得小一些,不要把动静搞得过大。”

要判断政府决策的真正理由并不简单,后任领导否决前任领导签署的协议或做出的决定,甚至修改已经确定的城市建设规划,在那个时代,都是屡见不鲜的事。不过,我们仅仅就政府决修建免费“哭墙”的结果来判断,便可以清楚地 知晓,政府已经开始逐步认识到权力记忆框架在处理公共死亡事件时的局限,并行动起来收复被商业资本侵蚀的公共价值的领地。

 

三.大众传媒图示下的灾害记忆

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逐步开始进人大众传媒时代,大卫?格罗斯认为,媒体“不仅是当代观念和价值的供应者,而且还是我们思考过去最具影响力的图式框架,宗教图式和政治图式虽然并没有消失,但其影响力显然已经走向边缘了,甚至被迫在媒介图示下进行解释”。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得原本被尘封的灾害记忆大量浮现出来,其中有两种记忆框架的呈现,最值得我们瞩目。


民间传说记忆框架

这类记忆框架通常以灵异故事的形式出现,这些流传在民间的叙事,其内容按照当下的主流文化来判断,属于“迷信”之属。知识精英们当然不屑一顾,就算一般民众,只要受过现代教育,真正相信的恐怕也寥寥无几。但是,如果我们从灾害记忆保持和传承角度来看,其存在的意义并非不值得重视,因为和政治图式下的感恩叙事相比,这类叙事通常更有生命力。而且民间叙事的特点之一是其不断生成,因时间地点而变化。因此,例如阴兵借道的故事,便有故宫、汶川等多个版本。下面一例是流传最广的唐山地震时的阴兵借道的故事。

传说1 阴兵借道

我爸爸以前是个军人,他所在的部队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是第一批参加救灾的部队,他们接到上级的命令后马上动身,由军里派出汽车连进行机动行军。在他们离唐山灾区还有1个小时路程的时候他们全团的汽车全部抛锚在路边,当时所有的人都很着急,因为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找不到车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大约在晚上8点的时候,汽车的大灯忽然全都熄灭了,我爸爸忽然接到上面的命令要把汽车退到路的右边,大约在8点15的时候上面又命令让全体人员上车,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许说话和乱动,这样他们就在车上一直坐着,一直到深夜。   在大家半睡半醒的时候被一阵马蹄声惊醒了,当时我爸爸就坐在驾驶 室里,看见从他们的车旁略过一辆又一辆的马车,这些马车是从唐山灾区的方向过来的。我爸爸的那时20岁左右,身体很好,视力绝对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只能看到一辆辆的马车,就是看不到赶车的人,只是看见每辆车上的一盏清灯(发着淡绿的颜色),他确实是看清了车上拉的东西——那是人的头,每辆车上都堆满了人头。那些马车大约一共过了15分钟大约100辆。当所有的马车过去后他们再次发动车子,一点即着,他们在又上路了以后,有人估计大约有10万人在地震中死了,后来经验证的确是10万人。我爸爸退伍后与我的爷爷说起过这件事情。听爷爷说这种事情叫阴兵借道。

这个故事的体验者是军人,而军人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人群,因此,由他们出来讲述,可信度和普通的农民或民间宗教的信徒的讲述相比显然会高很多,这个传说被广泛传播以后,阴兵的人数从10万人变成了唐山死亡总数24万人。

阴兵故事,在中国的传说中非常普遍,通常是发生过大战,战死者大量产生的地区,当地的住民往往会说,在刮风下雨的时候,能听到刀枪剑戟和喊杀、嚎哭之声。阴兵的存在,至少到清末,在中国民间有非常普遍的心理基础,有研究表明,在宣统年间中国的人口普查时,发生了如下事件。

吴县香山调查员到各户调查时,询问户口、年龄等,乡民在答复时,连生日时辰一起告知。在调查工作将要结束时,谣言忽然在该地乡民中散播。“谓调查各户人口系因造铁路需用数万人八字压人之故。迨后又有一女巫造言惑众,云某老爷上身告述某日有阴兵过境,是以本地调查各户人名八字,将来人册各人均去当阴兵云云。”

乡民听后惊惶万分,急欲将调查户口底册追回,于是4月9日聚集数百人到自治分所吵闹,捣毁自治分所,并打毁培元家很多器具,之后四处逃散。

民间传说实际上是一个记忆的生产装置,它提供一个近似于模板的故事程式、人物,时间,空间可以因时因地而变,但是,故事的脉络和主要情节大体相同。比如常见的因果报应故事、动物报恩故事,在唐山地震的传说亦有翻版。

 

传说2 动物报恩

我到唐山出差时,有一位老者给我讲了一个有关放生的故事,说是他的亲身经历。

这位老人告诉我,在1976年以前,他是唐山某水库的管理员,经常一个人驻守在水库边的配电室里。因常常闲来无事,他喜欢上了垂钓,他钓的鱼常常吃不了,就存养在一口大缸里。这口大缸,则放在简易搭建的厨房里。

1976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他还没睡,就听到厨房里有动静,他抄起家伙 去看个究竞。原来是一只来偷鱼的野狐,不小心掉进了缸里,怎么也爬不上来了。想到前几次不明就里地鱼就少了,他就想弄死这只讨厌而倒霉的狐狸。当他用强光手电照着狐狸,正欲动手时,他看到狐狸的眼里满是惊恐,甚至还有眼泪。他的心又软了……最终,他还是放了这只野狐。

后来,他的鱼就再没少过。他就感叹:狐狸这生灵,通人性、有良心。 更令他意想不到、感慨万端的是,唐山地震骤来时,这只野狐居然挽救了他的命。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左右,熟睡中的他,被一种急促的抓挠声音和呱呱鸣叫吵醒。他听出来,是那只狐狸,就起身下床打开房门——那只野狐焦躁不安地仰脸望着他,并一次次地就地兜圈子,像一个有急事的满腹话 语的哑巴。

他就想,可能狐狸饿急了,来求援了。可是,就在他想回屋里取吃的东西给它时,那只狐狸忽然咬住了他的凉鞋,狠命地往外拉。

他忽然有一种什么预感。于是,跟随狐狸来到院子里。就在这时,大地 震轰然降临,他居住的配电室,瞬间即被震塌……

直到现在,年迈的老人还念念不忘那只被他放生、又来救他的狐狸,感 慨万端地说:“地球就是个大家庭,大多数的生物、动物与人类息息相关,动物们尽管不会言语,却也有着同样的思维、灵性和良心……”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钓鱼……

所以多行善事,总会有善果:多行不义,必自毙。

这类故事的格式非常简单,基本类型是1.人对动物施恩,2.动物报恩3.因果报应的教训。动物的种类经常变换,比如在另一个类似的动物报恩故事中,狐狸变成了老鼠,也因为偷吃主家粮食,险些被打死,而后来得到原谅,和主人家和睦相处,到了地震前夜,该老鼠咬伤主人家孩子和妻子后逃出门外,但当主人全家追出家门后,地震发生,主人全家因此获救。而在这之前,老鼠被主人家儿子一棍打死。

在政治图式为主导的社会,以传说故事甚至谣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灾害记忆,通常很难有机会进人正式的灾害叙事体系,比如教科书,报刊杂志,电视等,他们仅仅依靠民间的口耳相传,其流传范围有限,但是,互联网使得这些故事能 够很快为所有人共享,并且可以参与创造。在这些灵异故事的记忆框架中,灾害本身往往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叙事逻辑则以原有的格式展开,其内容多和民间信仰相关,在民间具有稳定的心理基础。在民间信仰逐渐复兴的今天,这种民间传说记忆框架的生命力或许将进一步增长。

人性叙事记忆框架

作为对权力记忆框架的反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媒体中出现了反映普通人性的灾难叙事,2010年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就是其中之代表作。这个电影描写1976年7月27日夜,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面对即将坍塌的危楼,丈夫方大强和妻子李元妮都要去救被困的儿女方登、方达。危急时刻,方大强拦住了妻子自己冲了进去,此时余震发生,大强再也没有出来。李元妮发现,一双儿女被困在一块水泥板两端,而只能救一个,她做出了艰难选择——救弟弟。此事成为姐姐方登一生的隐痛。后来,她被军人王德清夫妇收养。32年以后,方登回到原来的家,元妮对她说,西红柿洗干净了,妈没骗你。(地震前,李元妮向女儿承诺,第二天给她买西红柿。32年之后重逢,元妮洗了一盆子的西红柿,等着女儿)

“倒塌的房子都盖起来了,可我妈心里的房子再也没盖起来,三十二年守着废墟过日子。”

“我是唐山人。我是从拉尸体的车里爬出来的。我边上躺着的是我的爸爸。”

“我也不是没人要。我的命是你爸救的,这个世界上哪还会有用生命爱我的男人?”

“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

电影以这个普通家庭在灾害中的生死故事贯穿始终,这些催人泪下的台词,表达的是夫妻、亲子之爱。国家权力话语则最大限度地被简约化处理了。

同样,2006年出版的受灾者的口述记录《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也摆脱了“感恩体”的叙事模式,呈现出不同人物在灾难中多样的境遇,书中的体验谈既有有劫后余生的感念,也有对救援人员的感激,还有对坎坷命运的慨叹,也有对生命无常的感悟。人性的多样性终于在灾害记忆中得以呈现。

在网络中,还出现了对灾害中人性的丑恶之处的谴责和诅咒,这些负面的内容,通常很少在正式媒体报道,而过去出版的一些书籍虽然有所涉猎,但都粗略带过,而下面的这段在网络被广泛转载的文字,则呈现了灾害面前人性的丑恶的一面。

转眼间,哀号从各个地方传了出来,废墟上传出了呼救声和呻吟声,看看我家里人都没有大碍,我父亲赶紧去对面的地方救人。对面是一户姓姚的,虽然跟我母亲同姓但是平素龌龊,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父亲还是先去救人了。记得后来这户人家并没有感恩的表示,不过我想上帝会惩罚他们的,我一直偏执地相信其实唐山大地震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倒不是说我们这些幸存的人就是无罪,而是我深刻地了解到在这个工业城市里生活的人们是多么蒙昧,多么愚蠢,多么缺乏人性的光芒,很多人的生活无异于动物,尤其是在文革后期,人们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人性变得无比卑贱,上帝也无法忍受这些子民变得这般恶劣,震怒之下手只一挥……

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失去了理智,很多人恢复了兽性。所谓兽行其实有很多种,占有的欲望就是一种。没有了政府,短暂的管制真空使得人的欲望不断膨胀,而他人的恶行也极大地提示了从众犯罪的心理。几乎每一家都去抢,去掠夺,只要是有男人的就凭借着体力上的优势去占有,商店,百货公司,工厂,银行,都有人在窥觑着,很多人弄了无数的衣物装在塑料袋里往家背,胆子大的就去抢钱。还好那时侯有基层民兵,时不时地街道上响起零星的枪声,那是惩戒严重抢劫行为的人或者直接开枪杀人的。我就亲眼看 到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被民兵用钢丝穿过锁骨,固定在复兴路口的电线杆上,暴晒三天而死。可见民主与专制真的无法简单判断。后来情况在解放军进驻之后得到了控制,当时政府职能恢复后,发布了告示,要求参与抢劫的人只要把抢的东西交回去就既往不咎,这个情况我看了很多记载都没有记录,可见人都是讳于言说不利与自己的东西,但是这些肮脏的记忆可以被抹去,却不可以被忘记的。

人性叙事记忆框架下的灾害记忆,呈现出人性的多样性视角,特别是在生死关头的极端状态下人的本性,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结论

在文章开头,我们使用大卫·格罗斯的记忆图式概念,来分析了中国灾害记忆的变迁。我们注意到,即使在政治图式的时代,依然存在多种记忆的框架(frame),权力中心的记忆构架,自王朝时代起就成为中国灾难叙事的中心。它的基本特征是和灾难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比,围绕灾害权力的态度和受灾者的反应是叙事的重点。在王朝时代,皇帝、大臣以及帝国的行政系统的态度和措施,构成了灾难叙事的主要篇章。而作为叙事的主要媒介之一“诗文”,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文体,本文称它为“感恩体”,这个文体在当代也有其存在的形态,以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为代表的当代“感恩体”,在今天依然强大的生命力,笔者在汶川地震调查中看到的小学生的命题作文,虽然受难经历各自不同,但是文体套路惊人的一致,都是“受灾——获救——感恩”。

围绕唐山两座“哭墙”的攻防,反映出当代中国围绕亡灵的争夺战,近代民族国家通过丧-葬-祭过程的全面掌控,比如制定火葬、骨灰保存、追悼仪式等制度规范,实现了对死亡的行政化管理。另一方面,也允许民间保留了部分丧葬传统如烧纸等。长期以来,这个官民互补的框架基本上满足了双方的需求。但是,由于唐山大地震所造成的大规模死亡使得这个框架失效,尸体无法火葬而集中掩埋,个人的祭祀无处举行。政府虽然通过建立公共纪念设施、举行公共纪念仪式,部分消解了受灾者的心理创伤,但是,其政治图式下的记忆框架,无法包容或取代对生命的另一个本质的特征——个体性的关照。无孔不人的商业资本在此时介人,修建“千八百”的收费“哭墙”,希望通过市场的逻辑,满足人们的这方面的心理需求。但是,当收费“哭墙”和高耸入云的“抗震纪念碑”形成对峙时,产生了对权力记忆框架的挑战。

面对商业资本的攻势,权力一方的反击无疑是有效而且是有力的。免费的“哭墙”毫不费力地取代了“千八百”哭墙的全部功能。政府还以行政管理的方式宣判了收费“哭墙”的死刑。由于缺少足够的内证,我们无法判断这场官民纠 纷到底谁是谁非,但至少从民意而言,政府是得分的一方。而扮演了悲剧性角色 的这家民营公司,则从一个反面的角度,印证了国家权力对死亡管理的逐渐“人性化”的进程。

大众传媒图式逐渐成为社会记忆的主体模式,作为权力记忆框架的补充和反动,民间传承框架和人性叙事记忆框架逐渐壮大,预示着灾害记忆建构的多样性、立体性格局逐渐形成。

 

王晓葵,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新史学 ? 第八卷》,作者授权东方历史评论转载,详细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