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中国:台湾如何在国民党威权之下经济转型成功
2015.09.15

撰文:方曌



1950年3月6日,台北市中山堂,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例行纪念会。到场的有一千多名党政干部,均是“中华民国”重要的领袖人物。若把时光倒推几年,他们之中应该没有几个人会想到,今年总理先生的纪念会,居然要在东南一隅的这个小岛上,在一个日本人建造的小展览馆里开。他们曾经带领“积贫积弱”的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之一的日本, 苦战超过十年,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刻,也勉强保得半壁江山。而内战开始两三年的时间,却已被共产党人横扫出中国大陆,半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已是名存实亡。就连之前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也在去年公开的外交白皮书中,把“失去大陆”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台湾的形势危如累卵,中山堂的台下人心惶惶,一直有窸窸窣窣的交头接耳声,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有谁会挂念这个已经去世多年的孙总理呢?


主持仪式的蒋介石快步走到台上,劈头就说:“中华民国亡了!”所有人都被他吓了一跳,会场顿时一片寂静。“我是亡国之奴”,蒋介石接着说,对于台下的这些“亡国之主”,蒋自述他有几句话要讲。大陆失败,是他一人的责任,自觉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然而今天大家在台湾,无非是死中求活,没有其他地方好去,至于他,也没有脸流亡海外。不过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革命同志”们还在为了一些个人利益相互攻讦,他至为痛心。说到这里,蒋介石老泪纵横,几乎涕不成声,而台下大多数人,听到平素不苟言笑的蒋公如此的内心表白,眼泪也都是夺眶而出,“全场多泣下”。也难怪,在场所有人人生前几十年为之奋斗的功业,总理的遗训,还有传统士大夫解天下于倒悬的担当,现在终成泡影,这里面的原因,虽然不完全是同志间的不团结,但是终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现在我们还在为一点私利斗的死去活来,这是多么悲哀啊。


这场“中山堂同哭”,国民党并无书面的官方资料留存,因为是党内的内部纪念仪式,也没有新闻媒体参加。不过毕竟见证者很多,有赖于台湾学者郭岱君女士的寻访,在她的新书《台湾经济改革故事》中披露,我们才得以对当时的场面有一个身临其境般的体会。郭岱君女士从1989年开始担任台湾“总统府”办公室第一局的副主任,任期接近十年,并在其中的五年担任总统府的新闻发言人,从内部见证了李登辉时代,国民党一党zhuan制在台湾的转变和终结。后来她又成为了蒋氏父子日记移存胡佛研究院的中心人物,在整理、公布这些极度重要的史料方面居功至伟。她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几年之前,她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马若孟(Ramon H. Myers)合著的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以英文版出版,之后她又以中文“改写”,而不仅仅是翻译了这本英文著作。这就是目前《台湾往事 - 台湾经济改革故事》这本书的由来。本书通过大量对于当时参与经济改革重要人物的访谈,日记、书信等第一手私人资料,着力刻画改革核心人物的心路历程,兼以对大的历史事件和经济学理论的阐发,无疑是我们理解台湾在国民党威权之下成功的经济转型的重要著作。


《台湾往事: 台湾经济改革故事 (1949-1990)》

作者:郭岱君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50289

出版日期:2015年5月


作者以“中山堂同哭”这一政治事件为台湾之后的经济改革历史张本,显然是富含深意的。一场深入的经济改革的起点,往往是与当局对自身政治权力的巩固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倾轧一直十分严重,早期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这些和蒋不和的团体,有支持蒋介石的政学系,也有蒋一手培植的CC系,和后期的三青团。至于之前握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等,到了台湾已经丧失了他们权力的基础,再无与蒋公开对抗的实力。这些派系的政治立场是因时势改变的,并不一定对某个个人效忠,更不用说还有许多派系之间的边缘人物。中山堂之前,蒋介石希望任命他的浙江同乡,职业军人出身的陈诚为行政院长,结果“立法院”最大的团体CC系强烈反对,而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谷正鼎居然也不支持陈诚,还在党内搞假投票,试探国民党“立委”,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干脆提出了辞呈,公开与蒋对抗。蒋介石此时已下定决心,非彻底改造党务不可。在此时的台湾,他也迎来了一个代价高昂的好时机:没有人不为失去大陆而暗暗自责,也没有人不知道,如果现在再不改革,中华民国必将很快覆亡。


正如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的一样,在看待经济变革时,应当首先注意到整体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一场经济改革运动,一定同时是一场复杂的政治角力,一次全面的思想风暴,和某种历史宏观进程的映射,绝不仅仅是一些抽象的,所谓的科学的经济原则的应用,或者是一些设计巧妙的经济制度付诸实施的过程。而一场经济改革的直接后果,不可能停留在经济本身,因为财富的再分配即是社会权力的再分配,社会权力的重新划分必然导致文化和思想上的变动。这本来是几乎无须论证、阐释的简单道理,但是上世纪下半叶大量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运用比较、量化方法的经济史研究,却不断强调经济革命的偶发性及其后的路径依赖,把社会力量、技术变革作为经济革命的原点,把经济制度的演进作为其催化剂,甚至是“外在环境因素”的一部分,避而不谈在此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权力互相斗争的过程。这种说法最危险的后果,就是认为经济问题可以和政治问题分开讨论,或者是把经济改革作为政治变化的前奏或是序曲。


对于台湾的经济变革,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国民党政府是先着力发展经济,然后等待时机成熟,再着手开始进一步的政治改革;那些关于“亚洲四小龙”的故事,裹挟着“进口替代”,“雁行理论”,“后发优势”这些玄妙字眼,仿佛只要有了这些灵丹妙药,就可以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完成现代化。从郭岱君的这本新书中,我们更能清楚的看到台湾经济变革外部和内部的宏观因素:从外部因素上看,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台美共同防御达成,蒋介石政府既不用过朝不保夕的日子,也明白“反攻大陆”只是说说而已的政治宣传;从内部因素上看,蒋介石和陈诚治下的国民政府是从重塑国民党开始,从思想改造出发,开始改革台湾的经济与社会。这改革的中心是人,台湾的一代政治新人因此站在了舞台中心,他们完成了晚清洋务运动者们开启的历史使命,即塑造一个富强的社会,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以这个社会和经济,使中国能够和世界诸强,处于一个较为平等的地位。这些人的行与思、狭与宽、怒与喜、败与胜,才是台湾经济转型故事的中心。


台湾成功转型的经济英雄,在郭的笔下,是几位大陆不太熟悉、今日的台湾人都已经忘却的人物:严家淦、尹仲容、阮毅成、李国鼎、杨继曾。他们的出身背景各不相同,在改革中担任的角色也不一样,但其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有强烈担当的政治家,在国事之前做到不计个人荣辱,在大业完成之后做到功成不居,这是罕见的道德品质。今日我们已经迈入现代社会,但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体制之下,这样的政治家都是凤毛麟角。郭书中记载的尹仲容的种种故事,是一个政治家道德品质的最好例证,他在1953年“第一次财经大辩论”期间,与坚持经济要以国有部分为主体的反对派争论,“声泪聚下”,“声嘶力竭”,据他的秘书王昭明和叶万安回忆,尹在一次演讲中裤管流血不止,但是他毫不在意,坚持到演讲结束。尹在改革中受到受贿、营私的攻击,也经历了大起大落,但是在晚年依然做《十年来经济发展之检讨》,自省做的远远不够,台湾所需要的远远不止如此,由于改革中耗费的心力太多,59岁即与世长辞,陈诚在他墓前悲哀良久,不肯离开。另一位鲜为人知的阮毅成先生,则是在台湾土改的路线和方案上,和小蒋公开对抗,立主以“购买”而不是强行“征收”的方式完成土改,他自己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政治生命就此终结,在土改之后只能从事新闻出版方面的工作。


在论述台湾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坊间常常喜欢使用“技术官僚”一词来形容这批政治新人,技术不远,官僚则不然。他们是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明白社会财富的增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民党的独裁,明白不通过政治领域的放权,经济领域的改革无从开展,在专制独裁的腐木上,是开不出盛放的经济之花的。不惟如是,如果没有政治领域的大调整,即使是建立起了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放开了某些经济活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腐败、特权、不平等)等等,将会被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加倍放大。台湾的每一次经济改革,从最初土改中的“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到53年国有私有第一次财经辩论,56年“进口替代”转向“外销导向”,58年外汇贸易改革,这些改革触动都不仅仅是某些集团的利益,而是从根本上需要一党zhuan制的国民党从上到下接受新的理念,放弃对自己有利的特权,并且在全球的经贸活动中,拥抱普世价值。一言以蔽之,新经济需要新的价值观,而一批只懂得技术手段的官僚,是无法独立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的。这么说也不是否定政治反对派、社会力量在台湾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是为台湾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蒋氏一人的独裁之下,居然能够保持一个相当有效率并且清廉的政府,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在谈到自己创作这本书的初衷的时候,郭女士希望为中国大陆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一个好的例证和样本。在这一点上,我想她不免有点过度乐观了,之后也许要有些失望了。无论是40年代末的台湾还是50年代的新加坡,他们的早期领导人物都是在“哀兵必胜”的姿态下,借着这个精英阶层“雪耻图存”的共同情绪,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程。而一个21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已经部分掌握了这些近邻经济转型的经验,另一方面则在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确立了自己胜利者姿态。在历史的失败者眼里,经济转型是“卧薪尝胆”的一部分,为了要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非如此不可;而在历史的胜利者眼中,经济只是既存的权力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可资利用和摆布的;对于失败者而言,一定要从别人身上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演进历程就是如此;而对于胜利者而言,则只需要从自己身上学习就足够了——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台湾经济转型的宝贵历史经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精英阶层而言,也许就像阿里山与日月潭的风景,或是台北的夜市生活,游览和消费也就足够了。


(本文原载经济观察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