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诞生
2015.04.17


撰文:迈克尔·W.克卢恩

翻译:于金权

校译:谢颖


  这是怎么回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政府、学术界、媒体理解国家和市场间的关系,靠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达成的同一个自由共识。在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时期,政府、资本和劳动者达成了令人不安的共识,即放任市场自由运行会破坏社会。国家要减少不平等现象,提供基本服务,通过综合运用货币和财政手段,消除资本主义的膨胀-崩溃周期(boom-bust cycle)。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英国、美国以及大部分媒体和知识分子都宣称,国家是社会弊端的根源,自由市场几乎在各方面都要比政府做得好,过去的经济危机是国家干预的结果。


  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最先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种经济原则:支持私有化、放宽管制和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而不是支持公共机构和政府。这些哲学家自认为捍卫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观,20世纪中期这种价值观受到了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的威胁,这种威胁在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极权主义社会中生动地体现出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等作家在J.S.穆勒(J.S. Mill)和亚当·斯密(Adam Smit)的自由主义中看到了希望。他们与先前的哲学家一样,怀疑人类的推理能力是否能够设计出实用又合乎道德的社会秩序,致力于通过“被解放的”或开放的交换过程来创造知识和分配财富。


  “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一词中“neo”(新)这个前缀的含义引起了广泛争议。在左翼思想家看来,“新”表明这种自由主义没有了许多让古典自由主义可信又有效的特点。比如,最近有研究亚当·斯密的学者强调了F. A.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在何种程度上只关注了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对自我组织市场的称赞, 却忽视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阐释非市场价值观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的论断。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社会前景几乎完全由市场关系组织,这种思想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截然不同,后者倡导根植于文明社会组织、文明交流准则和国家管理经济的资本主义。


  对于这种自由市场和最小政府的理念怎么会开始决定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政策,有两种流行的看法。在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继承者和追随者在内的右翼人士看来,国家社会主义和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失败让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变得不可阻挡。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活动人士、记者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在内的左翼人士看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是资本利益的表现,它系统地渗透进了政府,推翻了战后的规则。


  在《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诞生》一书中,经济历史学家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言之凿凿地称,这两种流行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这种新自由主义脱颖而出并不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失败或者资本代理人推动的“主宰计划”。 斯特德曼·琼斯讲述的故事更加详尽。他表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是政客、活动分子、媒体人物和经济学家为了应对一系列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冲击而采取的一系列差不多是临时的举措造成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战后中左翼共识的支持者之间的戏剧性对峙形象基本上是以往右翼宣传的杰作,左翼似乎已经把这一形象当作了自己的基本特征。


  斯特德曼·琼斯论述的主要内容如下:20世纪70年代出现滞涨,传统的经济智慧被认为无法解释或缓解这种情况,这迫使美国和英国的左翼政府接受某些技术性的政策调整(被统称为“货币主义”)来抗击通胀。货币主义者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应该是政府减少国家经济波动的主要手段,这与认为货币和财政干预可以(并且应该)用于控制商业周期的观点(出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背道而驰。支持这些货币主义政策的学者有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他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追随者们,他们往往也相信自由市场组织社会的力量比国家更加有效。但是如果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民主党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工党接受了货币主义的政策,开始实施它们,那他们也就抵制了自由市场的理念。


  这些货币主义政策的采用控制了通胀,但也加深了经济衰退,导致民主党和工党下台。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的保守政府继承了它们,他们称,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思想救了美国和英国,应该系统地贯彻这些理念来解决以后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凯恩斯主义无力解决滞涨使得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这种论述赢得了广泛认可。


  为了推翻这种主流的看法,斯特德曼·琼斯根据概念和历史将庞大的左右翼新自由主义神话分成了几个独立的要素,他表明这些要素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以“幸运”的方式组合在了一起。这些要素如下:


  1. 信奉自由市场力量的学者组成的网络,最初的主阵地为F.A.哈耶克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后来通过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智库以及芝加哥和弗吉尼亚州的经济学院施加力量。


  2. 米尔顿·弗里德曼将货币主义发展成了一种重要的经济政策,与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方案分庭抗礼。


  3.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从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破裂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动荡,导致通胀失控,失业率高企。


  斯特德曼·琼斯援引弗里德曼的声明说,“思想家的作用……主要是解放思想 ,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当大事件的无穷力量迫使变革势在必行时,总会有某种选择可用。”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凯恩斯主义理论名誉扫地之际,弗里德曼准备好了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技术性解决之道。一群身处大西洋两岸的学者和记者,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埃德·菲尔纳(Ed Fuelner)、《金融时报》的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彼得·杰伊(Peter Jay),进而准备区分这些政策,不仅从技术性的术语上加以区分,还把这些政策之间的区别当作福利国家和自由市场之间划时代的选择。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突破并非出自任何“主宰计划”,而是源自——面对持续的通胀、卡特政府于1979年任命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为美联储主席或者哈耶克式的自由市场商人不太愿意下决心与社会保守人士达成令人不安的和解这三种情况做出的——一系列特定选择。


  斯特德曼·琼斯探查到,左倾政府决定采用货币主义的政策带来了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他对于这个决定的描述或许是他论述中最独特的方面。为了理解他的论断如何给我们自认为对新自由主义的了解带来了挑战,我们需要退一步,更加深入地研究。


  左翼和右翼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讨论都陷入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其他人所说的“僵尸”思维。这些经济概念早已名誉扫地,但仍在步履蹒跚地前行。右翼方面,一个主要的僵尸想法是国家对市场减少监管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么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就不言自明了。新自由主义本来就是行之有效的经济理念。但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相信这一点呢?放任自由市场会带来经济良好时期的想法本不应挺过大萧条时期,而且无疑应被大衰退及其影响永远扼杀。


  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左翼经济学家发现,他们这些进步人士也陷入了自身的僵尸思维。比如,迈克·贝格斯(Mike Beggs)最近称,对许多左翼人士依然具有吸引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致命的缺陷。马克思信奉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商品与投入其中的劳动是等价的。一代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世界经济运作方式的图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思想家利用该理论创造了一种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缜密解释,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应对变化环境的自然产物。如果你认同哈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不言自明了。但正如贝格斯指出的那样,哈维等人的理论中潜藏的概念100多年前就已被明确证明是不对的了,没有人曾提出过具有说服力的辩护。


  一旦我们看到关于新自由主义不言自明的解释实际上是行尸走肉,问题就变得相当有趣了。西方世界的政府是如何开始接受这个激进的自由市场理念的呢?斯特德曼·琼斯的回答是:它们没有接受。它们真正接受的是货币主义。货币主义,即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解决经济周期问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创造的概念。实际上,左翼和右翼的所有人都将货币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致力于建立自由市场联系在了一起。但是,正如斯特德曼·琼斯所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历史会揭开其中的不同之处。


  货币主义是一项操纵经济的政府政策。自由市场的愿景是经济摆脱政府的控制。理解一项相当具有技术性的政策方案怎么会与对自由市场的钟爱相提并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用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转型。理解这种相提并论怎么会受到抵制可以让我们了解最大的“僵尸”思维的长期存在:经济出问题,政府往往要为此负全部责任。


  货币主义的故事始于凯恩斯主义理论主导英语民主国家经济政策的方式。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广为人知。大萧条表明了资本主义有爆发周期性危机的趋势,这一点非常引人瞩目,但问题不仅在于周期性危机似乎越来越严重了,还在于随之而来的失业率威胁着社会稳定。凯恩斯称,即便经济最终复苏也无法使大量劳动力被雇佣。他发现,社会目标和市场创造的成果之间存在基本差距。但政府可以消除这种差距。通过国家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开支,我们可以抵消周期性的需求下降,重新实现充分就业。随后,当经济有过热风险时,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和收紧货币供应量来控制通胀。


  大量的战争开支解决了美国的失业问题,提高了凯恩斯主义方案的声望。一名凯恩斯主义“技术精英”开始掌控财政和货币政策杠杆,希望能确保本国永远不再遭受毁灭性的萧条。这种相信政府的力量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凯恩斯主义信仰还结合了更广泛的自由目标,即投资国家基础设施、创造医疗保险的安全网、消除贫困,而这些目标都是历届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追求的。尽管充满敌意的种族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不断抗议这些社会项目,但正如尼克松的名言所说,一提到经济政策,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但是经济技术官僚也有弱点。斯特德曼·琼斯指出,尽管凯恩斯对管理供求有朝一日可能成为一门严密的科学持怀疑态度,但他的继承者开始相信,统计学的发展让他们能够获取详细又及时的经济数据,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确定平衡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的最佳位置。然而,事实很快证明他们太过自信了。


  与此同时,米尔顿·弗里德曼一直在设计另一种政府控制市场的模式,一种具有“更多适中目标”的模式。由于人们怀疑所有集中制政府收集有关复杂现代经济最新准确信息的能力,他备受鼓舞。凯恩斯主义的技术官僚认为可以实现低通胀和充分就业,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此不屑一顾,称采用必然拙劣的财政手段来提高就业率往往会推升通胀率。他认为,将主要的经济政策限于其可以做好的方面要好得多:通过控制货币的供应量来控制通胀。


  滞涨来临,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似乎无法解决它,这让凯恩斯主义者名誉扫地,货币主义者名声鹊起。经济政策似乎没有见效,与20世纪70年代的进展一样,变革的压力变得势不可挡。货币主义者坐上了制定关键政策的位置,但这并非像右翼喜欢宣称的那样标志着中左翼的治理惯例向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的信奉屈服。接受货币主义意味着接受自由市场,这种想法是回顾“货币主义与一套理论上独立的有关市场干预经济比政府更具假定优势的论证相结合”的结果。


  乍一看,鉴于弗里德曼是自由市场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且与凯恩斯主义相比,货币主义是一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对有限的模式,上文观点是一种奇怪的论断。难道选择货币主义只是选择更多市场自由的一种形式?


  但是实际上,正如斯特德曼·琼斯所说,货币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信奉不同。货币主义不是--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的决策者看来也不是--放任自由的计划,而是政府控制经济动荡的计划。考虑到滞涨,在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选择看起来与其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选择,还不如说像是对两种国家干预技术的选择。


  当时,人们可以清楚地觉察到货币主义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理念之间的区别,哈耶克对于弗里德曼的计划作出的激烈反应表明了这一事实。哈耶克提倡废除法定货币和因市场驱动自动产生的私人货币。另一方面,无意让市场摆脱政府的民主党和工党政府,可以采用货币主义政策这种解决之道,而不用相信它们正在承认福利国家的破产。斯特德曼·琼斯称,后一种解释完全是马后炮。他表示,如果像伊朗的绑架危机这样的事件没有被干预,那么自由派投降和失败的故事可能永远无法用于证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真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合情合理。


  斯特德曼·琼斯的精细历史通过展示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之间没有明显联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新自由主义崛起的全新描述,它是在保守意识形态之火中锻造出来的。但是在其历史分析中的一个缺陷导致他无法从这一事实中提炼出全部的潜在含义。当他宣称向往自由市场是一种妄想,呼吁回归“明智”的经济政策时,这一缺陷就在他的结论中暴露出来了。他的恳求在如今我们政治舞台上的中左翼观察员中引起了许多共鸣。尽管斯特德曼·琼斯认为对于自由市场的热衷其实无法解释,但盲目信奉自由市场的逻辑却在他讲述的故事中不断出现,导致他想把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归功于理性选择的努力大打折扣。


  当然,有人会轻易地认同他评估人们对自由市场的热情的观点。这种热情似乎没有明显的来源。每个历史事件——从自由放任政策下大萧条的来临,到凯恩斯主义中央集权制统治下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来临,再到2008年在放宽管制的情况下出现的金融恐慌--似乎都在削弱它。比如,他还是承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市场战胜国家的时候,保守人士利用人们当时存在的对自由市场广泛又深厚的热情创造了经济奇迹。斯特德曼·琼斯没有说明原因。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对自由市场的钟爱不会停留在右翼的政治斗争中。比如,在他介绍新自由主义住房政策的一章中,他一开始对保守人士、原始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单一家庭郊区住房所有权与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左翼城市愿景进行了比较。但他很快表示,用自由市场的“企业振兴区”来消除城市弊端的想法受到了简·雅各布斯的……亲商业、反计划愿景的启发。读完《宇宙的主宰》的人会留下一个不安的印象:他故事中的许多人物——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人士都有——不知怎么回事往往对自由市场的前景充满热情。这并没有让他对新自由主义政治胜利的论述打折扣,但确实改变了我们对这场胜利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理解,该书对于这种改变的方式只是一笔带过。


  斯特德曼·琼斯向我们表明了货币主义者调控经济和致力于建立自由市场之间的差距。有人或许会说,如今感觉到的这种差距比斯特德曼·琼斯意识到的还要大。此外,人们怀疑货币主义是“自由市场”解决经济危机之道这种主张,同样也怀疑其他据说能够促进自由交换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许多左翼和右翼人士发现,里根和撒切尔以自由市场政策推行的政策其实是一种隐秘的政府操控形式。过去三十年间,大部分政治上的反抗,集中在由真正自由交换组织的社会世界与政府控制形式(历届新自由主义政府都将它与自由市场相提并论)之间的距离上。这种距离感让极右和极左人士都理直气壮地宣称,里根和撒切尔的革命建立在谎言之上,新自由主义崛起并没有让政府退下来,反而让它暗中扩张。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试图为左翼宣传“大政府倒台”的口号,在“占领”运动和茶党集会中都出现了“终结美联储”的标语,这些都是人们普遍相信自由交换必然战胜国家的表现。


  显然,一部像斯特德曼·琼斯著作一样的政治史著作没有——也不应该——假装勾画受人欢迎的自由市场乌托邦的轮廓、假装分析为何自由市场的理念具有这么广泛的吸引力、假装追踪其文化传播的路线。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以致他的结论难以自圆其说。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如下结论,即并非左翼成为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一分子,而是现在对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反抗与战后早期的政治立场格格不入。或许简·雅各布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终究是不同的。或许有两种自由市场的愿景,即左翼和右翼。我们有朝一日回顾战后时期,会把它看做一种意识形态斗争新形式兴起的时期。就目前而言,这个问题规模尚小,只有在当前这么清晰的历史中、在这一问题自身所造成的扭曲现象中,才会被人看到。



《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诞生》

(英)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著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2


(本文原载《译品》,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转载自中道网/译品)